周华 张晓东:打赢经济战“疫”后,还要重视解决“后遗症”

发布时间:2020-02-18浏览次数: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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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17日24时,新冠肺炎已有累计确诊病例72436例,累计死亡病例1868例。这场发端于“九省通衢”武汉的疫情,被春运大潮裹挟着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其感染人数已远超2003年的“非典”。由于其潜伏期长、感染性强的特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威胁。特殊的疫情发生时点的特殊性进一步加剧了它对社会、卫生、经济等领域的影响。

重视“并发症”更要警惕“后遗症”

在密切关注本次疫情对人民的生命健康威胁之外,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也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在疫情发生期间,由于疫情本身和必要的防控措施的影响,社会经济必然会承受“并发症”式的阵痛。延迟复工给许多中小企业带来了生产经营压力,尤其是对餐饮、娱乐、电影行业企业影响较大。企业复工延期,生产和经营暂停,收入和现金流中断,但仍要支付房租、工资、利息等刚性支出。同时,经营中断可能导致企业订单合同违约、资金周转困难。在影响供给端的同时,疫情也打击了需求端的消费热情。疫情同时影响了我国的对外商贸往来。

在中央政府的统筹领导、社会各界的密切合作、全国人民的勠力同心之下,疫情终将被战胜。但正像纪录片《非典十年祭》所展示的,疫情过后的经济“后遗症”一样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政府公共事业支出和转移支付等支出增加,而减税降费等一系列减负政策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由此可预见财政赤字的压力。财政赤字压力与经济下行压力该如何权衡?在未来一段经济下行周期内,这一问题还将长期困扰着我们。

其次,疫情将导致一批企业经营困难,这一方面打击了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疫情过后的就业压力。

最后,疫情或将导致一批中国供应商失去订单,甚至可能出现外商投资的缩减。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下降,但仍在30%以上,国际贸易对我国经济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此次疫情导致的订单流失将直接影响很多外贸企业的生存,而这又将和上述两点影响一起产生“链式反应”,对我国经济抗压能力提出严峻挑战。

要打赢这场经济“战疫”,首先要做的还是打赢医疗“战役”。只有尽快将疫情控制住,才能最小化它对社会民生的种种影响。

对于上述“并发症”,我国已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宏观上,为对冲疫情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影响,稳定市场信心,“一行两会”、财政部等部委相继出台系列举措,重点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强化对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在企业层面上,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措施,加大金融支持、稳定职工队伍、减轻企业负担。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在授信额度、贷款利率、缴纳税费等方面都将享受到种种优惠条件。


完善国家价值链,应对经济“后遗症”

“并发症”已有良策,“后遗症”尚缺药方。在解决疫情过后的经济“后遗症”问题时,国家价值链或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助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但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游,所创造的增加值十分有限。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原有的全球价值链融入方式已成为我国发展的掣肘。比照全球价值链,国家价值链理论顺势而生。

国家价值链的基本逻辑与全球价值链类似,只是将生产网络分布从全球缩小到一国之内。相应地,国家之间的分工也缩小为一国内部各地区的分工,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行为也缩小为各地区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家价值链的行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各有不同。我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将产业链向上下游拓展,完善我国的国家价值链。

完善国家价值链是经济后遗症的“处方药”。上文所述“后遗症”中的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完善国家价值链来解决。完善国家价值链意味着各地区高效赋能分工,一批新企业将由此得到发展,一批新的就业也将由此创造;完善国家价值链意味着我国将由价值链中游向价值链上下游拓展,并由此占据增多的产业增加值,在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压力上将起到重要作用;完善国家价值链还意味着一个更有活力的内需市场的形成,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将因此进一步下降,对外贸易订单转移的影响也将由此弱化。

完善国家价值链是经济后遗症的“预防针”。此次疫情作为突发性事件终有结束的一天,但它对我国经济韧性提出的挑战也值得反思。在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下,我国的加工外贸型经济面临巨大挑战。无论是内部的应急事件还是外部局势变动都可能使我国经济遭受严峻考验。完善国家价值链将有效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提高其抗风险能力,使我国再遇到此类问题时更有底气。除此之外,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扮演“加工者”的角色,从事低附加值活动,而全球价值链中的壁垒又使得在全球价值链内向上升级困难重重。在此背景下,完善国家价值链更成为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开拓内需市场、盘活全国经济的必由之路。


(周华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晓东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