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4日凌晨，美英法三国以叙利亚“化武袭击”为由，在未经联合国授权和批准的情况下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等地发起了以空袭为主的军事行动。针对这一军事行动，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多位内阁成员均表示这样的打击是“必要且适当的”。但早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默克尔就已明确告知德国不会参与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默克尔对参与军事行动的克制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掷地有声的声明“我领导下的这个国家不会参与战争”。诚然，这种克制态度基本贯穿了冷战结束以来德国联邦国防军几乎所有的国外军事行动，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战争，从索马里维和到苏丹维和，德国联邦国防军基本都退居二线，承担着诸如后勤保障、治安防卫、医疗救助等辅助性作战任务。此次的空袭目标叙利亚饱受战争之苦，成千上万的难民背井离乡，涌入欧洲和德国。此外，本次军事行动也并未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和批准。这种种原因似乎都指向一个清晰的逻辑结果：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德国联邦议院都无意让德国卷入这场纷争。“克制文化”以及“文明国家”（或曰文明霸权，德语Zivilmacht）战略似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然而，如果我们将时间轴拨回到1999年3月的科索沃战争，则会发现一些让人疑惑不解的地方。这场战争由美国主导，当时所有19个北约成员国全部参与，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了一场长达数月的军事打击。其中13个北约成员国直接参与了对南联盟的攻击，其余6个成员国则承担了后勤支援保障等辅助性任务。然而，这6个成员国并不包括德国。
当时，德国联邦议院以86%的赞成数高票通过并批准了德国联邦国防军在北约框架下对南联盟的作战计划。在整个科索沃战争期间，德国向亚得利亚海派遣了4艘主战驱护舰和14架狂风战斗机，摧毁了数座南联盟的雷达站。
这场战争是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第一次，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对他国的进攻性军事行为，在德国国内也引发了是否违宪的激烈争论。但无论如何，德国的“不克制”让其获得了满意的结果——俄罗斯的势力被彻底排挤出巴尔干半岛。
吊诡的是，1999年将德国带入科索沃战争和2002年代表德国明确拒绝伊拉克战争的是同一位总理领导下的同一执政联盟。1999年，86%的联邦议院议员代表德国民众支持科索沃战争；2002年，80%的德国民众反对伊拉克战争，施罗德正是凭借对伊拉克战争坚决说不的态度得以连任总理。
由此可以看出，“克制文化”、“文明国家”这些概念似乎并不完全足以解释德国所有的政治决策行为，包括是否获得了联合国授权也不是德国是否采取，以及采取何种军事行动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一定还有其它因素在发挥着作用。
笔者对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数次重大冲突和危机以及德国的参与投入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的总结中可以看出，德国深度介入的冲突危机包括科索沃战争、巴尔干维和和乌克兰危机，这些事件无一例外都发生在欧洲大陆。而对于中东北非及其它地区发生的战事德国则基本持观望态度。由此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地缘政治因素是决定德国政治军事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德国最为重大的核心利益在于欧洲和欧盟。德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欧盟，并在其框架下更好地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同时，德国位于欧洲中部，这样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德国需要一个安全的欧洲。冷战结束以来，德国不遗余力地对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进行帮扶和改造，以期在东方获得足够的缓冲空间，并将这些国家融入德国主导的欧盟。可以说，若这一区域出现了动荡，德国一定会动用一切资源深度介入，努力以尽量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若动荡发生在欧洲范围之外，德国则不过于积极，因为德国在世界许多地区并无核心利益和既得利益，这些地方通常是美俄角力的舞台。对于德国来说，更好的选择或许是表现出自己的“克制”，并展现出“文明国家”的形象。
地缘因素也能解释为何法国在此次叙利亚空袭中表现积极。作为一个地中海沿岸国家，这一地区及域内国家就是法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包括叙利亚，也包括利比亚。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利比亚内战期间法国甚至抢了美国的风头，主导了北约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的军事行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德国之所以不参与此次空袭叙利亚的行动，主要原因在于叙利亚并非德国的核心利益范围，因此德国更多地秉承了“克制文化”，选择了道义上的支持。并且笔者认为，在可预计的将来，德国也不会参与任何一次以激进方式的，欧盟和北约防区域外的，未经联合国授权和批准的军事行动。德国主要还是会通过政治上推进欧洲一体化，经济上倡导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文化上传播自身“文明国家”的形象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但是，一旦德国在世界其它区域采取了较为激进的军事行为，这或许意味着德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
（夏晓文，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中心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讲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