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仅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遇到的最严重公共卫生危机，更是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所酿成的经济苦果在近年来已逐渐缓解，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完全逆转了欧盟经济复苏的进程，大部分经济活动和生产经营因让位于抗击疫情而陷入长期停摆状态，民众消费急剧萎缩，欧盟经济形势危如累卵。2020年7月7日，欧盟委员会最新公布的夏季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在疫情影响下欧盟经济将会经历“历史性衰退”：2020年欧元区19国的经济将下降8.7%，整个欧盟则将萎缩8.3%。2020年第二季度，欧盟GDP跌幅已经达到了11.8%。2020年8月欧盟整体失业率上升至7.4%（欧元区为8.1%），但25岁以下劳工的失业率以三倍速度增长，已经达到17.6%（欧元区为18.1%）。当社会重新开放后，欧洲将面临新一轮失业率和贫困的加深。很多研究表明经济危机驱动下失业率的升高和经济不安全感是导致政治不信任和民粹主义力量崛起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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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危机导致欧洲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持续加剧，尤其对低收入工人影响巨大，这会造成更深的社会撕裂。尽管新冠病毒可以对社会中所有人进行无差别的打击，但是病毒的传播范围依然会受到社会阶层和劳动市场区别的左右，正如肯特大学哲学系教授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所言：“病毒的传播方式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它并不秉承平等主义的原则。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现象，它加剧了业已存在的不平等。”精英受到疫情和封锁的影响最小，他们大多可以远程办公，保证足够的社交安全距离，依旧领到足额的薪水，能够承担疫情和抗疫封锁政策所带来的经济风险。相对于精英阶层在疫情时期的“阶级特权”，中下层民众面临着更大的感染风险、更高的死亡率和更低的收入水平。在2020年4月到7月，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量激增27.9%，历史上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远超2017年8.9万亿美元的峰值。可见，富人可以通过投资新技术、医疗和房地产行业等方式使自己在疫情中获得巨大的财富免疫力，疫情导致全世界的贫富差距加大。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最富裕地区民众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为58.8/100000（人），而在工人阶级聚集的最贫困地区，死亡率为128.3/100000（人）；从事体力和日常工作的等低收入阶层所占比重为34%，而死亡人数占比43%，而从事管理和专业岗位的高收入民众比重为43%，死亡人数占比仅为28%。在新冠疫情期间，英国超过60%的经理、高级官员、专业性职业等社会中上层阶级的职业类型能够在家办公，而技术工人、销售、交通运输和机械操作等岗位的远程工作比重均不足20%。
总而言之，中下层民众受到疫情所带来的多重危机的冲击更为严重，欧洲的两极分化和阶层撕裂状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前文提到，中下层民众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消极情绪的重要来源，这也体现在疫情期间欧洲民众的情绪特征之中。根据欧洲议会的最新民调显示，欧洲民众在疫情期间的情绪特征依然被消极情绪所笼罩，前五位中有四项均为负面情绪，分别为不确定（50%）、挫败（27%）、无助（24%）和恐惧（21%），所占比重高于希望（37%）、信心（20%）和受助（15%）等积极情绪。
尽管各国政府为中小企业和失业民众投入了大量财政援助，但是如何战胜疫情、保障国家经济平稳复苏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如今，欧洲各国已经出现了第二波疫情反扑，随着感染人数的持续上升和经济下行风险的继续增大，民众在后疫情时代的社会不安全感会进一步加剧。此外，新冠疫情暴发后，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决定对公众生活、聚会和社交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封锁政策在5月份之前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但是随着之后疫情危机得到初步缓解，民众的“新冠疲劳症”逐步显现，根据欧洲议会的民调数据显示，认为封锁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危害高于其所带来的健康利益的欧洲民众比重达到了49%。采取激进防疫举措的政府精英以及对封锁政策持续支持的专家成为部分民众怨恨与愤怒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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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生态将为右翼民粹主义者提供更多的政治机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非常擅长寻找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从而将民众的消极情绪转化为对“他者”的愤怒。在疫情和潜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精英成为了民粹主义者构建“他者”动员策略的绝佳选择。由于精英阶层受疫情的影响程度较低，民粹主义者可以宣称他们并不会关心经济危机以及封锁政策所带来的次生经济和社会代价，政府所推行的封锁政策是毫无必要的过度反应，同时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和生计，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唯一反对这种“威权主义”举措的政党，更能代表人民的利益。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自由和保护经济、保护底层民众就业为名义的反对管控的相关主张就更有可能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前文提到，这些主张中具有明显的阴谋论特征。最近欧洲很多国家发生了大规模反对管控游行和抗议活动，在民众游行的标语口号中充斥着关于新冠疫情的阴谋论论调，如新冠病毒只是流感，责怪少数族裔传播病毒，5G技术传播病毒，疫情只是政府阴谋的障眼法等等，这些论调与民粹主义政党的阴谋论如出一辙。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将疫情和所谓的过度防疫举措视为通过阴谋论传播恐惧和制造仇恨的机会。在充满恐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阴谋论就显得格外有市场，因为阴谋论揭示了民众的不安全感和恐惧，给予了他们一种特定的群体认同感。
总之，导致民粹主义势力崛起的重要因素，如收入不平等和自身社会地位下滑所导致的被剥夺感，在疫情危机和封锁政策的催化剂下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部分对政府抗疫举措不满的民众的“受害者”认同和屈辱感持续加深，这都会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力。
（本文节选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2期《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员策略与未来走向探析》，作者玄理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上海高校智库，研究重点为：中德、中欧政治与经济关系，中欧“一带一路”合作，中德、中欧人文交流，欧洲区域与城市治理，以及欧洲国家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