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东-西方/南-北方层面，在国际秩序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人们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或者说拥有这样一种“常识”，即在新的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动乱根源总是来自非西方世界。但是，如果转换一下讨论的视角，即从潜在“乱源”来自西方世界的观察视角来看待当今国际体系转型，以及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人们就会对此有一种全新认识。具体而言，对当今形成中的国际秩序而言，实际上可能存在以下三种来自西方世界的“乱源”：即来自美国内部的挑战、来自美欧之间关系的挑战，以及来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挑战。
来自美国内部的挑战
近年来，欧美国家内部普遍存在治理失效的问题，由此给现存国际秩序带来冲击，成为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潜在“乱源”。
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内的文化论民族主义者与信念论民族主义者之争，正在或已经开始撕裂美国社会。对于前者而言，如亨廷顿所言，“盎格鲁-清教文化作为美国认同的核心已有三个世纪之久”。而这种文化乃是以美国的定居主义传统为基础，强调“定居者社会（美国人）把征服看作是共和主义自由的基本动力，认为共和主义原则在根本上并非是普遍包容的。以封闭性和排他性为特点的美国文化论民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曾翻云覆雨。如今，这种民族主义不甘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近年来再次登上美国政治舞台。文化论民族主义的回潮，与曾一度被认为已然成为美国政治中主流的信念论民族主义——即以开放性和包容性为特点的美国民族主义，立即发生剧烈冲突，从而给美国的现实政治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鉴于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独特重要性，其内部的冲突和治理失效，必然给形成中的国际体系秩序带来巨大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美国内部冲突对外释放出的是相互对立的信息，从而给国际社会带来令人困惑的不确定性。其二，文化论民族主义者所心仪的“美国优先”，给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间互动带来新的挑战和不稳定性。
来自美欧之间关系的挑战
形成中的国际体系面临的第二潜在“乱源”，恰恰是美欧关系。二战结束以来，人们一度理所当然地认为，美欧关系的稳定是国际体系稳定的最重要基础。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每每在美国文化论民族主义者与美国信念论民族主义者相互博弈中处于攻势之时，或者说当前者在美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超过后者的时候，美国对外政策——其中尤其包括美国对欧政策，就会呈现出明显的美国定居主义传统特性——即定居者社会（美国人）把征服看作是（美国）共和主义自由的基本动力，从而触及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合法性问题。
此前的这类以美国文化论民族主义作为美国对外（欧）政策基础而引发的事件，包括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法国放手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引发美法冲突，从而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一记重击。当然，由于美国当时所具备的强大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军事实力，使得美欧关系依然得以基本维持，从而确保了当时国际秩序的基本稳定。到20世纪末、21世纪最初的几年，随着美国相对国力达到如日中天之境，基于文化论民族主义思想的美国对外（欧）政策，因而更加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的特征，这与人们在字面上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秩序可谓南辕北辙，从而再次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记猛击。2003年3月20日，小布什总统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执意发动了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从而使美国设计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再次蒙羞，从而导致美欧关系紧张——希拉克领导下的法国和施罗德领导下的德国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议案中投了否决票。
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初美欧关系的紧张，使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经济支柱开始出现晃动，那么21世纪初美欧关系的紧张，则使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政治支柱开始不稳；如果说此前两次的美欧关系紧张，是在动摇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物质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基础的话，那么以文化论民族主义为底色的特朗普对欧关系，则已经开始在理念上撼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这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混乱，并非始于特朗普在美国当政之日。
来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挑战
出于不同角度和现实利益的考虑，人们自然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着不同的价值评判。但另一方面，在战后半个多世纪里，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毕竟形成了一种维系半个多世纪国际体系稳定的国际秩序——当然稳定并不等于和平或没有战争。
于今，当有人开始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唱挽歌的时候，人们也开始陷于迷茫之中。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国际体系中要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就需要有使这种秩序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相关理念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之际，远非新的国际秩序破壳而出之日。相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本身，更可能给形成中的国际秩序带来巨大挑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谢幕。换言之，在新的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自由主义理念既有可能是新国际秩序的建设性支撑因素，也有可能成为新国际秩序的破坏性阻碍因素。
第二，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之际，人们呼唤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但与此同时却遭遇两个挑战。其一，新的国际秩序的底色是什么？或者说新的国际秩序应由什么样的理念来支撑？像阿米塔·阿查亚这样的学者认为，新国际秩序的底色是多种文明/文化的混合（mixture）。但这种设想或许过于理想化，因为某一国际秩序之所以被称为是那一国际秩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底色的鲜明独特性。其二，像赵汀阳这样的学者可能会认为，新国际秩序的底色是“天下主义”理念。姑且不论这种“天下”理念是否能够支撑起一个当代国际秩序，退而言之，即便“天下”理念能够完全适应当代世界的需要，那么是否意味着衰落中的自由主义（理念），在即将形成的国际秩序底色中已然无一席之地？如其不然，则衰落中的自由主义（理念），定然将成为形成中的国际秩序——即我们当代人所理解的国际秩序——的一个“乱源”？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