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见习记者 顾文俊
荷兰众议院选举昨天正式开锣，也拉开了欧洲大选年的序幕。就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而言，荷兰只能算是欧洲小国。然而，在欧盟的政治版图内，任何一个成员国极右翼政党的得势，都有可能是对欧盟的致命打击，而极右翼在荷兰能走多远？
本期访谈嘉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崔洪建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胡春春极右翼为何在荷兰有市场？
新闻晨报：在荷兰这样一个以富裕和开放著称的国家，究竟是什么问题促使相当一部分人去青睐一个极右翼政党？
崔洪建：导致荷兰的极右翼上升，经济上是有原因的，在2009年欧元区债务危机过程中，荷兰也受到比较大的打击。而近两年极右翼上升主要还是因为移民和难民问题在欧盟范围内的发酵给荷兰民众带来很大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欧盟在处理一些问题上的乏力也给了极右翼政党很大的空间。
新闻晨报：有分析说，荷兰有包容的一面，也有固执的一面，比如说否决《欧盟宪法条约》；还有学者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这个国家的理想主义色彩，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它的两面性和极端性，您是否认同？形成这种属性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崔洪建：从现象上看，的确存在两重性。它是欧洲最早进行海上开拓和贸易的国家之一，曾有“海上马车夫”的称誉，从中可见务实的特点，它的文化比较开放和多元；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宽容和多元化，在遭遇问题的时候，会出现另一股势力的强烈反弹，自由党之所以得到那么多人支持，反映出对荷兰在自由化道路上走得过远的意见反弹，对接纳难民的行为出现了反思和批判，认为走得太远、太急，需要正本清源，重新建立真正属于荷兰的认同感。
胡春春：说一个国家太崇尚理念，在失望之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我想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荷兰的经济转型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它这种成功也掩盖了很多社会问题。在17、18世纪，它是一个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贸易帝国，此后从加勒比海、印度尼西亚这些前殖民地过来的人到了荷兰，形成了一个不同文化、种族共存的多元化社会。1990年代我们在看荷兰足球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不同肤色的球员，其实，像古力特这种肤色较深的球员跟那些肤色较浅的所谓本土球员之间有着强烈的隔阂。
如何定义欧洲的极右翼？
新闻晨报：有意思的是，极右翼政党的领袖维尔德斯不承认自己是极右翼政客，声称自己是右翼自由主义者。我们要定义一个人或者一个党派是不是极右翼，主要看哪些指标？
崔洪建：区分右翼和极右翼的一个标准还是要看它在内政外交上的政策主张，中右翼也强调对国民利益的保护、自由化的政策，但是，不会为了荷兰本土的民众就实行排外，也不会因为荷兰利益的优先去排斥其他国家的利益或者反对欧洲一体化，界线应该划在这个地方。
胡春春：不管维尔德斯如何给自己定位，他的极右色彩毋庸置疑。他扬言要关闭国境、拒绝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外国人、让欧洲一体化开倒车，如果这还不是极右，那么什么是极右！他的很多主张甚至走在法律的边缘。
新闻晨报：荷兰政坛党派众多、选票不够集中，不太可能一党独大，最后势必要联合组阁，维尔德斯如果胜出，建制派的政党真的会信守承诺不与其合作？
崔洪建：荷兰众议院选举的扑朔迷离之处就在这里，它的政治传统就是众多小党寻求联合执政。维尔德斯的自由党现在处在坐二望一的有利位置，最差可以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如果拿下30席，就有可能成为第一大党，其他政党为了避免跟极右翼有更多瓜葛，纷纷表示不愿意跟他合作，如果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政府难产；但是，维尔德斯认为，一旦自由党获得优势，他有能力说服其他政党与其联合组阁。其他政党也未必能坚持之前的立场，通过联合组阁也能对维尔德斯有所约束，有利于荷兰政局稳定。
对欧洲风向标意义有多大？
新闻晨报：欧洲的媒体说，荷兰众议院选举将决定欧洲的未来，也有分析说，欧洲的民粹主义没有舆论渲染的那么严重，就算自由党获胜，也不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您的观点？
崔洪建：在一些国家，极右翼在兴起，但是产生的国内根源不尽相同。即便维尔德斯在选举中获胜并且获得影响政策的权力，对其他欧盟国家的影响也会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和直接的。他如果取得胜利，有可能会鼓舞其他国家的极右翼势力，同时也有可能引起主流政党和民众进一步的警惕，使得接下来进行选举的那些国家的主流政党更加坚持自己的立场，甚至会促进中间派政党的合作，共同应对极右翼的挑战。
胡春春：现在所有的观察都集中在维尔德斯身上，他获得更大的关注，就会有更多选民愿意倾听他的声音，这种诱惑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维尔德斯和法国的勒庞、德国的选择党有一个核心的共识，就是拒绝欧洲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获得的那种必须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发现共同价值这个最根本的意识。因此要对极右翼获得更多舆论关注保持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