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德国联邦内阁通过联邦家庭部2017年度的财政预算。2017-2020年，联邦政府为托幼机构扩建与质量保障注入17亿欧元的巨额财政。但德国仍存有大量父母希望在孩子生命最初几年亲自照料。亲自照料幼儿，这不仅是德国教育传统，养育与训育子女更是父母的天职及其肩负的首要职责。
在德国，分管托幼机构的政府职能部门是联邦家庭、老龄、妇女与青少年事务部 (以下简称联邦家庭部)，而非联邦教育与科研部。就是说，开办托幼机构仍为社会福利事业。看似非常规之举，恰恰潜隐着成就德意志大国的路径。
福氏幼儿园：父母的学校
作为世界教育史的里程碑事件，福禄贝尔于1840年6月28日创建全德幼儿园，他也被全球教育界尊为“幼儿园之父”。
其初始设想并非以幼儿园来取代家庭教育，尽管资本原始积累导致传统家庭功能的式微。福氏幼儿园应该是一座幼儿教育展示馆，通过专业人士的示范向母亲们展示幼儿教育方法与工具，以激活家庭教育。福氏幼儿园俨然一所家长学校。
作为幼儿园的故乡，这类托幼机构却至今未能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至于幼儿园在国家机器中的权限归属，从未产生争议。幼儿园处于联邦家庭部治下。首先，从法律体系上来看，德国有学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成人教育法等，却唯独缺失教育法。学龄前儿童成长由少年儿童救助法来规制。其次，从教育使命上来看，学前阶段不同于中小学阶段，国家并不承担独立于家长训育权之外的教育使命。幼儿园承担的教育使命仅为家长训育权的临时性转让。再次，从机构性质来看，幼儿园被定性为保育、训育与教育三位一体的机构。
幼儿园举办方主要是各城乡政府和以教会、社会福利机构、家长倡议为主的民间组织，分别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少量由企业为职工提供，商业性托幼机构则凤毛麟角。
照料补助金：家庭的胜利
今年7月，德国联邦内阁通过联邦家庭部2017年度的财政预算，17亿欧元的财政预算主要流向托幼机构扩建工程。该工程由2008年12月 16日生效的少年儿童救助法推动，是德国迄今最大学前教育项目。至2014年，总共投入的联邦财政为54亿欧元，之后每年拨款8.45亿欧元。
肇因于人口可持续发展危机。德国跻身全球最低出生率国家行列，于育龄妇女，家庭事业两难全。德国母亲就业率在孩子1-3岁时仅为均值一半。一旦孩子年满3周岁，绝大多数母亲即可重返岗位。可见，相比3-6岁幼儿园近乎全覆盖，缺失的只是0-3岁托幼机构，即托幼机构扩建工程对象。该工程成效显著，入托率从2006年的13.6%提升到2015年32.9%，目标是实现每个年满一周岁的幼儿均有权获得由公共财政所支持的托幼机构的名额。入园的替代性权利是，家长可以在孩子15-36个月期间向联邦政府申请每月150欧元的照料补助金。
围绕着这笔照料补助金，政坛掀起一场舌战。有的呼吁取缔，以便把有限财政投入托幼机构扩建之中。而有的宣扬选择自由，即把照料方式的选择权交由父母。随着2015年联邦宪法法院的一纸判决，仅维持两年的照料补助金宣告终结。今年年初，德意志青少年研究院就此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照料补助金的发放无法左右父母对照料方式的选择。报告同时发现，德国仍存有大量父母希望在孩子生命最初几年亲自照料。围绕着照料补助金的争议，以家庭教育的胜利告终。
支持激励家长履行天职
根据少年儿童救助法，未成年人的家长有权免费获取政府提供的各种家庭教育公共服务，内容涉及健康教育、生命教育、文化教育、闲暇教育、志愿服务教育以及家政，从孩子的出生直至独立。政府通常采用第三方购买的方式。
州政府家庭部以及城乡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服从于就近原则，而联邦家庭部所涉猎的服务具有全国性普遍意义，如委托新教育学会编制并发放《家长通讯》，委托德意志儿童保护联盟举办家长班“好家长好孩子”，委托联邦教育咨询联席会议开通家长咨询在线，委托德意志青少年与婚姻咨询协会设置咨询黄页。联邦家庭部提供的家庭教育公共产品重在培训、质量保障、跟踪研究。
最大的家庭教育培训项目是“家长的机遇就是孩子的机遇”(2011-2014年)，以“孩子的教育人生亟待家庭陪伴”为主题，把约6000名家庭教育专业人士 (专职与兼职) 培训成为执证上岗的家长伙伴。2015年8月开启的后续项目以“为教育而抢先赢得家庭”为主题，共190个课时，目标在2020年前让9000名家长伙伴执证上岗。
支持并激励家长履行天职，这是联邦家庭部的重要职能以及可持续家庭政策的核心板块。无论是托幼机构扩建还是家庭教育供给，均以家长和家庭为焦点。托幼机构扩建旨在帮助初为人父初为人母者更好协调家庭与事业，家庭教育供给则指向四大功能，即对家庭教育激发孩子潜能的认识，对孩子成长阶段性的把握，对良好亲子关系重要性的体悟，对亲子关系瓶颈期的掌控。
只要涉及入学准备、培育儿童科学素养、儿童研究以及早教专业人员的培养与培训，联邦教育与科研部亦当仁不让。
家庭才是人生第一所学校
前几年，曾有一条传闻：德国禁止实施学前教育。最后证实，这只是一次文化误读。福禄贝尔的最大功绩在于，把教育功能注入幼儿园，以确立保育、训育与教育三位一体。可以说，学前教育的适度决定着德意志民族的高度：
第一，托幼机构提供的早教服务只是家庭教育的补充而非替代。在德国基本法中，婚姻与家庭的权利高于国家对学校教育的监管权利。这意味着，国家放弃对托幼机构的监管权利，以捍卫家庭 (父母) 对孩子的训育权。家庭才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家长才是子女第一位教师。
第二，幼儿园并非纯粹的教育机构。德国学界普遍采用“学前教育”概念，以期把幼儿园从保教机构转向教育机构，但事与愿违。拒绝成为纯粹的教育机构，实为拒绝沦为学校。幼儿园这个称谓，是福禄贝尔教育理念的诗意表达。福禄贝尔希冀学龄前孩子是顽童而非学童，生长在“园”而非“校”，散发的是欢声笑语而非朗朗书声。
第三，倡导儿童整体发展观。德国政府把对学前教育的职权置于对家庭的职权的屋宇之下，由联邦家庭部来监管，既是对家庭的敬畏，亦为对家长履行天职的敦促。于中小学生，家庭与学校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于学龄前儿童，托幼机构仅为家庭教育的延伸。鉴于身心发展的统一性，学龄前儿童只有唯一一重身份。
(俞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总干事；廖圆圆，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