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战略》及其“中国能力”的提出
2015年10月28日，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在柏林举行“中国日”活动，并正式发布了《中国战略——与中国研究、科学、教育合作战略框架》（以下简称《中国战略》）文件。《中国战略》是德联邦政府针对教科研国际合作发布的首个国别战略文件，确定了2015到2020年期间德国在相关领域开展对华合作的政策框架。该战略文件由5部分组成，包括“为什么制定中国战略”、“当今中国的科研、创新和教育”、“（德国）对华合作现状”、“战略目标、指导方针和核心命题”以及“行动领域和未来合作措施”。
该战略文件在第五部分“行动领域和未来合作措施”中，提出了9大行动领域：一是在德国形成更为广泛的中国能力；二是建立可持续的合作构架和科学家网络；三是构建德国参与者网络和开展两国政治高层对话；四是优化德国科研界参与中国合作的框架条件；五是加强关键技术合作（包括电动汽车、光电子和光学技术、数字经济等）；六是加强生命科学合作；七是共同应对全球生态挑战（含盖了可持续水管理、城市化、可再生能源、气候、海洋极地研究等专业领域）；八是推动人文与社会科学合作；九是加强职业教育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该战略文件在具体阐述“行动领域和未来合作措施”时，首当其冲强调的是“在德国形成更为广泛的中国能力”，并着重指出“未来中德在教育，科学和研究以及创新领域合作的基础是在在质和量上提高德国的中国能力”，且进一步明晰了“中国能力”的三个方面：一是掌握有关中国的普遍性知识并加以应用的能力；二是通过在中国与中国伙伴开展合作课程和科研项目来获取和拓展中国能力；三是建立扎实的、适时的有关中国教育、科研和创新总体情况的知识基础。
二、“中国能力”对于中国走向世界的意义
“中国能力”的提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如何对待中外关系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踏上了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艰辛途径，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始终把希望的目光投向西方，执著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王燕梅&林钧海，199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同样一贯性地有着“走向世界”的渴求感。先后盛行的“与国际接轨”、“国际化”、“全球化”等话语的背后其实反映的都是“走向世界”的渴求，只是这种渴求长期以来暗含着需要“取长补短”的危机感。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别人的优长，以加速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高新技术”、“互联网”、“制度经济学”、“世界一流大学”等等，这些盛行的话语与概念，其实都是我们对西方物质、制度与文化全方位学习的具体体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能力”曾经是“追赶世界的能力”，我们以外在的，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能力为标杆，来衡量与提升自己的能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漫长的追赶世界的学习中，我们在艰难曲折中吸取了教训，增长了智慧，将西方的先进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让世界瞩目的“中国模式”。
经过100多年的民族奋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锻造，我们已经由一个任人宰割的弱国，转变成一个在当今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堂堂大国（陈少英，2004）。而世界性的“中国热”迅猛升温以及孔子学院的广受欢迎等等都在昭示着，对外开放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双向互动、互惠互利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以开放的胸怀获得发展机遇，正在从一个大国，走向一个强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的强盛，正吸引世界来认识中国，需要中国。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框架下，《中国战略》提出“在德国形成更为广泛的中国能力”预示着中国步入了走向世界的新阶段，中国现在正面对着走向世界的大好机遇。通过中德深度合作这一路径，通过中德在研究、科学、教育领域合作的具体实施，尤其是“中国能力”的德方诉求以及中国的适时回应，中国将在文化交流中从“受体”恰如其分地演进为“授体”。世界走向中国、认识中国，也必将通过德国在提升“中国能力”的过程中形成示范效应。在“世界能力”与“中国能力”的和谐共进中，相信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将更加客观公正地认识中国。
（作者介绍：高桂娟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该文为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