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德国留学 毕业率低,德企需求量高

发布时间:2015-11-05浏览次数:276

10月29日至3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中国。这是默克尔就任德国总理后的第八次访华,标志着中德关系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近日,德国推出《德国高等教育报告2020》,对于中国学生赴德留学而言,颇具参考和指导意义。

    俞可

    德国是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家,也是非英语国家中最大的留学生接纳国,73%的在德留学生选择留德是出于德国高等教育的声誉。

高淘汰率,须把控生源质量

    德国高校门庭若市,全球学子接踵而至。2013年至2014年冬季学期,德国入学新生中有留学生86200人,占16.9%。该学年,共218848名留学生就读德国各类高校,占比8.4%。作为德国高校最大留学生群体,28381名中国留学生占留德学子总数的13%,远超第二大生源国俄罗斯(5.1%)。

    然而,数量的光鲜并不意味着质量的辉煌。近日,德国学术基金会联盟与麦肯锡公司联合推出的《德国高等教育报告2020》为德国留学生教育敲响警钟:59%的留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业(32100人),显著低于德国学生毕业率(72%);在毕业的留学生中44%定居德国,来自非欧盟成员国的留学生定居比率更低(23.2%)。与德国大学生相比,留学生的高淘汰率主要出现在本科阶段。

    报告建议,高校该牢牢把控生源质量,须为招生开发一套规范化的测试工具或普及现有的标准化学习能力测试(TestAS)。标准化学习能力测试针对来自非欧盟国家的留学生,一年举行三次。在中国大陆,申请赴德留学的学生,要是在国内高校尚未完成6个学期学业,必须接受该测试,并由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APS)把关。 

低定居率,须打造好客文化

    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一名外国毕业生需要花费59500欧元,比培养一名本土毕业生高38%。同时,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向德国人才市场供给一名外国毕业生的公共财政投入(134200欧元)三倍于一名本国大学毕业生(45500欧元)。

    尽管投入不菲,但无论留学生毕业后是否选择定居,德国均为赢家。选择定居显然有利于税收与消费,而回国发展的留学生可为德国连接世界架设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桥梁。

    德国高等教育虽已成为重要移民工具,但更需被纳入德国各级政府的移民战略之中,与人才政策联动。报告认为,联邦政府可采用项目驱动式的竞争性或奖励性财政支持手段,激励高校以优质教学与辅导来吸引留学生并最终助力其完成学业以及定居。

    鉴于仅半数留学生(49%)在校园中与德国人深入接触,生活中则更少(24%),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主席希普乐建议,高校不仅要确保留学生掌握必要的学术知识与专业技能,也要注重培养留学生对德国的情感。德国2013年出台的《德国高校国际化战略》提出,要打造好客文化。其实,唯有打造好客文化,培育恋德情感,德国政府方能重塑留学大国——把入学留学生以及毕业留学生从2013年的16.9%与7.4%上升到2020年的20%与11%。为打造好客文化,德国外交部实施了留学生奖学金与辅导激励计划(STIBET),每年投入750万欧元。该计划虽成效不菲,但面对留学生迅猛增势尽显杯水车薪。

人才紧缺,须疏通信息渠道

    报告对230家具有代表性的德国企业展开问卷调查,56%的企业在用人方面能完全依赖德籍毕业生,一半德国企业渴求留学生,66%对留学生的渴求日后会愈发强烈。65%的受访企业认为,政府制定留学生教育规划也务必顾及人才市场需求。

    尽管如此,留学生毕业后在德国就业仍然荆棘丛生,在德国人才市场难有立锥之地。问题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与人脉缺失,还有留学生欠缺的德语能力。为此,报告建议,高校应把生活适应与职业规划融入留学生教育,以实习或者撰写论文的方式与企业建立联系并疏通就业信息渠道。

    倘若在德国实现高质量就业,留学生必须在入学前选好学校与专业。学校与专业的选择关乎职业发展前景及其薪酬水平。通过对100家德国最大企业529位董事长的教育履历展开分析,德国社会学家哈特曼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德国经济界领袖人物在公办高校完成学业(私立高校毕业仅1人),且企业精英分布甚广。这归结于德国公办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

    值得中国学生关注的是,德国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获得者极少能问鼎高管宝座。因此,想毕业后尽快获取高薪岗位,专业选择尤须慎重。德国毕业生中,工科、理科和医科毕业生收入最高。法科学生也不逊色,但毕业成绩至关重要。德国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缺口极大,所以该专业本身便可提供极大就业便利。而且,该行业75%的企业认为其人才需求依赖于留学生。当然,博士学历在所有专业中均占就业优势。相比之下,文科生对起薪的期望值不宜过高。语言与文化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平均在33000欧元左右。然而,归根结底,兴趣才是留学专业选择的首要准则。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领导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