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24
嘉 宾
冯仲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伍慧萍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海洋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任 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
安 刚 《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伴随着习近平主席出访英国，全球对整个欧洲的关注度都在提升。
战后70年，欧洲融合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国际社会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欧盟之所以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断巩固其作为世界一极的地位，靠的是欧洲国家超越历史恩怨和现实分歧走向联合自强的勇气和决心。
近几年受欧债危机之苦，欧洲经济陷入困境，欧元的命运面临挑战，欧盟内部整合机制建设所积累的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近来形势虽有好转但仍未走出阴影。欧盟能否行动起来化挑战为机遇、冲出困境推动一体化继续砥砺前行，关乎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关乎世界多极化的前途。
乌克兰危机、恐怖主义威胁和难民潮，是当下欧洲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欧盟在涉外问题上屡现战略失误，面临“二次战略创新”的抉择。
未来，欧盟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将更加务实，其摆脱经济困境的思路也正在趋向明晰：一头面向美国、大西洋，另一头面向新兴经济体，齐头并进。多个理由决定了中欧经济合作即将进入新的黄金时期。
——编者手记
全球大变动时期的欧盟之困
“欧洲一直以来面临诸多重大挑战，欧洲经济仍未完全走出危机。……欧洲必须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创造长期就业，同时欧洲各国领导人应整顿本国财政。……我们需要以增长为导向的完备的财政政策，我们需要投资，最重要的是需要创造鼓励私人投资的环境。”——摘自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1月22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致辞
三大挑战考验欧盟——总体图景
冯仲平：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大变动的时期，观察和预测国际形势发展前景的重要视角之一是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这四大主要力量的战略意图、行为方式和相互关系。而在这四大力量当中，欧盟是一个“特殊的行为体”，因为它既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也非松散的国家联盟或国际组织，而是一个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高度一体化的国家集团。它的强项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欧盟从根本上讲是一支经济力量，它的国际影响力和全球话语权首先源自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二是一体化进程---可以说，没有一体化，也就没有今天欧盟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因此，分析判断欧盟遇到了什么问题，关键还是要看这两根支柱上发生的情况。
欧盟经济有一阵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全球化不适应症”，现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如此。其实就是欧洲在美国经济和新兴市场崛起双重夹击下竞争力下降。这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已暴露出来，在法国、欧洲南部地区表现得比较明显，并且危机从经济层面向社会层面蔓延，表现为底层民众的排外情绪和压抑心理，比如前几年年法国巴黎等地发生的年轻人焚烧路边停放的汽车事件等。当时，欧盟内部很多人将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视为最重要的外部经济挑战。所以，“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欧洲一些地方曾颇有市场。此后，源自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波及欧洲，又是首先冲击南欧，使得希腊等已沉疴在身的国家应声倒下，希腊至今难以走出危机。目前欧洲经济的最大外部挑战是美元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具体讲就是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将压力传导至欧洲，带衰了欧元和欧元区经济。
欧洲一体化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法德“煤钢联营”，经过60多年经营取得了巨大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然而在目前欧洲各国经济增长普遍低迷、乏力之际，由于自身顶层设计缺陷和公众支持度下降，很难再往下走取得新的突破，现已进入重点弥补缺陷、完善制度维护一体化成果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内部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吵不可避免。但这再正常不过了，动口总比动手好。欧洲有史以来就是世界战争的中心，进化到现代可以用不打仗的办法解决分歧，进而用一体化的办法整合市场、消解矛盾，是历史的进步。
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理解目前欧盟国家在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时的步调不一。这场危机的实质并非欧洲有无能力吸收那么多难民，而是暴露了欧洲一体化建设的一大薄弱环节：欧盟成员国虽然在内部取消了边界，但尚未建立起相应的机制来协调应对诸如难民之类的问题。于是，当巨大的难民潮突然到来，各成员国首先会在各自接纳多少难民、捐助多少人道救援资金的问题上斤斤计较。打个“老人照看危机”的比方：一个家庭的父母生病了，如果他们只有独生子女，那么这个孩子除了独自承担照顾家长的责任之外别无选择。但如果这对家长有28个子女，那么这些孩子难免要为如何分摊照顾父母的责任而发生口角。如果难民问题持续恶化，将会削弱欧洲民众对一体化前景的信心。反观土耳其，这个已提出加入欧盟申请但尚未得到接纳的国家不幸处在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的第一道锋线上，举一国之力容纳了200万难民。
除了这两根之柱，欧盟面临的另一大根本性难题是安全挑战，当前最突出的则是乌克兰危机（欧俄关系紧张）、恐怖主义威胁和难民潮。二战后的欧洲，经过70年的探索，用一体化的方式拔掉了西欧国家内部纷争的引线，解决了法德两个欧洲大国的历史恩怨问题，然而整个大欧洲的安全问题无暇顾及，有关紧迫性也被全球冷战的大背景所掩盖。一段时间来，欧盟处理乌克兰问题的状态就像个“梦游者”，与乌签署联系国协定、帮助乌反对派推翻亚努科维奇统治完全高估了自身能力、低估了俄罗斯的反应，而且基本上是由欧盟委员会里的一群技术官僚在直接处理有关问题，缺乏宏大的战略思维。而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正如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分析的，“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一个新的重要地带。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有助于改变俄罗斯，因此它是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欧盟安全政策的短板：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远未理顺，中东欧的安全问题远未解决，战后推行的欧安政策实际上成了“半吊子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欧盟被其自身的“战略惯性”和“战略傲慢”迷住了眼，在涉外问题上屡现战略失误，面临“二次战略创新”的抉择。如果说用吸纳、包容之术无法改造俄罗斯，那么欧盟又该用什么办法从根本上保证其与俄罗斯能够长期和平共处呢？尽管欧盟与俄高层接触并没有因乌克兰危机而有所减少更没有中断，但双方仍然没有找到基本答案。为了表彰欧盟“60多年来为欧洲和平、和谐、民主和人权等方面的进步做出的贡献”，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1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授给欧盟。时隔三年，现在的欧盟可能没有资格拿这个奖了。
恐怖主义威胁和难民潮冲击对欧盟来说其实是一体的，与乌克兰危机一道所反映出的大问题是欧盟可以凭借一己之力保障欧洲西部的安全，但却无法消除其东部和南部周边的安全隐患。有以经济融合促安全之功效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向东越过巴尔干半岛推进到乌克兰算是碰了壁，向南总不可能把叙利亚、利比亚等西亚北非国家包进来吧。也就是说，欧洲一体化在地理方位上已到极限，为维护和拓展欧洲安全必须思考新的路径。法国前总统萨科奇2007年上台后不久即提出组建“地中海联盟”的构想，这事实上是一个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向南扩展、把地中海周边国家团结起来的“宏伟蓝图”，结果不到一年便因欧盟内部的反对和周边国家的抵制而告破产。这样的“乌托邦”之梦欧盟是不会再做了。
困难激发制度改进——新的机会
伍慧萍：欧盟面临的各种危机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何种影响，是值得高度关注的话题。前几天，我受邀去德国参加一个纪念东西德统一25周年的活动，与德国外交部、财政部的官员和当地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实际谈论的重点全都偏离了预先设置的主题，几乎人人都在重点谈论欧洲眼下面临的问题，例如难民潮、债务危机等等。毕竟，德国已经成功完成统一大业并在欧洲日渐走强，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从俄乌冲突、恐怖主义的蔓延到希腊退欧危机、英国正在酝酿的“退欧公投”，欧洲一体化逐渐走入瓶颈，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德国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但德国政府对形势的总体判断并不那么悲观，普遍希望把目前的种种危机转化为加强欧盟制度建设的机会，推动欧洲治理水平迈上新台阶。我们能看到，欧盟已经开始反思体制缺陷，启动了各种解决机制进行结构性改革。2008年欧债危机发生后，在德国的推动和主导下，欧盟与欧元区在现有的主权框架下贯彻了财政紧缩的标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稳定与增长公约》，推行了一整套稳固财政和预算的措施，从为问题国家提供流动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到由单一的监管机制、单一的清算机制和共同的存款担保基金这三大支柱支撑的银行业联盟，还出台了“二部法规”、“六部法规”和“欧洲学期”等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工具，逐渐弥补货币与财政政策主权分离这一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先天性缺陷。
危机所触发的改革措施是经济与货币联盟启动20年以来欧盟采取的最有力的行动，实际上加强了欧盟在财政一体化方面的治理，推动了一体化的深化。当然，这些新措施的执行还存在很多问题，也需要跨越诸多法律和程序关卡。
在扩大问题上，欧盟内部已达成“停下来”的共识，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已在2014年7月明确宣布今后五年欧盟将暂停扩张。而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柏林欧洲学院院长就直言欧盟对于土耳其的四大忧惧：一是TOO BIG（太大），人口已经接近8000万，很快就会超过德国，而欧盟内部的很多表决机制是与人口挂钩的，欧盟难以消化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二是TOO POOR（太穷），人均GDP虽已突破1万美元，但发展很不均衡，内部问题多，难以攀上欧盟这个“富国俱乐部”；三是TOO DISTANT（太远），一旦土耳其入盟，欧盟与中东直接接壤，欧盟绝对不愿意看到“伊斯兰国”控制区直抵欧盟边界；四是TOO DIFFERENT（太不相同），伊斯兰为主的文化形态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圈差异巨大，民主建设方面也远未达到欧盟的标准。
冯仲平：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主要包括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两个轨道。统一了货币、建立欧元区和欧洲央行，已经过去十余年。但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冒进之举，因为欧盟并没有为欧元搭建配套、统一的预算和财政机制，用直白的话讲就是有了统一的央行却无统一的财政部，设立了发行统一货币的机构却未设立管钱的部门，就为欧元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当然，直接迈出统一货币这一步也是欧洲主要国家为了应对柏林墙倒塌、两德突然统一而采取的不得已办法——当时，法国等欧洲国家出于对德国在统一后变得过于强大的担心，向时任西德总理科尔提议用统一货币换取其他欧洲国家对两德统一的支持，科尔经过深思做出了放弃十分坚挺的马克的痛苦的决定。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对配套制度建设要求太多，那统一货币就不可能迅速实现。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制度设计上的问题来了个大暴露。
正像刚才伍慧萍教授讲的，欧盟主要国家的确希望利用这场危机倒逼一下自身改革，把建立欧元时不能或者未及做的事情做了，最主要的就是把各国预算监管起来，而这涉及国家核心主权的让渡，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程度的地区一体化水准，再往前走可未必走得动，需要等待更大的机会。而欧洲的政治一体化远远滞后于经济一体化，统一安全防务政策仍是一个奋斗目标。就拿去年美国酝酿对叙利亚动武一事来讲，法国有意跟随美国，德国曾拒绝与美采取共同军事行动，英国推给议会审议最终未获通过。最后美国也放弃了动武念头。
理解欧盟困境的人口学角度
“欧洲对这次应对（难民）危机反应太慢，迟迟没有意识到，非洲和中东的悲剧早晚也会对欧洲大陆产生影响。……欧洲应该主动地保护它的公民.如果我们不团结，将会为欧洲带来终结。同时，包括俄罗斯及伊朗在内的各方，必须为叙利亚问题寻找政治解决方法。”——摘自法国总统奥朗德2015年10月7日在欧洲议会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的联合演说
移民涌入的另一面——积极意义
张海洋：我着重从人口问题和结构变化的角度谈谈欧盟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前景。大家在关注欧洲的难民危机时，需要了解一些基本事实。20世纪中叶欧洲人口大约有5.47亿，占当时全球总人口的22%；2005年欧洲人口7.28亿，占全球总人口的11%，比重下降了一半。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欧洲人口将为6.53亿，在全球所占比重将下降到7%左右。而从财富角度看，目前欧盟各国的GDP总和比美国高，大约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4强，也就是说不到10%的全球人口掌握着世界30%以上的财富。但同时，欧盟社会的老龄化问题非常突出。这样一个欧盟，就好比一小部分有钱的老人被非常年轻化的、又充满愤怒情绪的邻居包围，而那些邻居当中还有不少宗教极端分子，因此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很难令人舒心。
但换个角度看问题，被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国家所环绕，对欧盟来说又何尝不意味着拥有了稳定的劳动力补充源？欧盟的福利制度在世界上很有名，最初，也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按照工作人口和退休人口比例5∶1的社会结构设计的。然而到了2005年，欧盟国家的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之比变为4∶1，到2040年这个数值将会降到大约2∶1的水平，也就是两个工作人口要养活一个退休人员，社会福利负担会越来越重。基于这些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吸纳移民，说得更明白一点包括接收难民，对欧盟来说并非简单的好与不好、对与不对的问题，而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事实上，只要是已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体，都会面临人口衰减和老岭化的问题，因为大量妇女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个经济体的生育率就自然要下降，而且是不可逆转的——至今还没有发生逆转的先例。唯一能把生育率保持在2左右水平且总人口还在增加的发达国家就是美国，而美国同时又是有成功吸纳移民传统的国家。
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发展战略与人口优势同等重要。谁拥有高质量且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人口，谁就能保持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欧盟适度开放吸引包括难民在内的外来移民实际上是有长远战略考虑的。德国原来是个很讲“血统论”的国家，一段时间以来却在不断调整移民政策，想方设法吸引高学历高技能的年轻移民（“科技劳工”）。这样，土生土长的德国民众也会有更多机会向社会更高层次攀升。从此意义上讲，目前欧盟特别是德国经历的难民潮未尝不为其补充人口数量、更新人口结构提供了一次契机，事实上在德国高层有不少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德国在这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毕竟，全世界最高素质的移民大多优选美国为落脚点。当然，在德国内部，人们对外来移民的态度也是分化的，层次越高的人越对移民问题持开放态度，而那些靠体力劳动谋生的人则对外来移民比较抵触。东、西部也有区别，前西德地区的居民对外来人口往往心态比较开放，前东德地区的居民则相对封闭一些，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担心自己好不容易享受到的两德统一成果被外来移民抢去。同样的，西部欧洲国家对外来人口的开放、包容程度要比东部欧洲国家高。
欧洲一体化进程是一个纯经济导向的设计，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拆除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以达到经济资源的自由流通。而欧盟相信，经济自由流动的核心保障要素之一便是“人的自由流动”。但人口若实现“自由流动”，就不可避免地要从贫穷地区流向富裕地区，于是对欧盟来说就造成了一个问题：随着一体化的发展，优质的青年人才在欧洲内部纷纷从南欧国家、地中海国家流向德国，进入德国的“学徒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德国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德国经济这些年在欧洲“一枝独秀”，一个不可忽视的刚性因素便是它吸引到了最优秀的外来人口。
收入分配转移的后果——内需萎靡
张海洋：如前所说，欧洲一体化的核心目的在于提高欧洲市场的竞争效率，进而扩大产出、细化分工、积累财富。这作为的顶层设计无可厚非，长期以来受到欧洲上层政治精英和社会主要工业、金融精英的极力推动，但也导致欧洲内部财富分配制度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以前，团结工会制度遍布欧洲，各国的劳动者在劳资谈判中拥有很大发言权，通过与资方达成协议确定所分配财富的多少。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洲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那种依靠大型机械装备和大规模工人聚集进行生产的“福特模式”被小型的、创新性的高科技企业所替代，分散在不同中小企业的工人们没有办法再组织起庞大的团结工会，他们与资方议价的能力也就随之降低，从而只能接受“竞争性的工资”，也就是通过拼命提高劳动技能与就业市场上的其他人竞争劳动收入。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经济效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却在相对缩减，加上全社会人口数量的缩减、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欧洲的内需于是越来越萎靡，而且有关颓势没无法靠宏观调控去改变。欧洲人想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依靠自己的技术实力、质量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加强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全世界销售工业制成品；另一种是以意大利、西班牙等不具备出口优势的欧洲南方国家为代表，依靠债务经济，使用明天的钱来保证今天的经济循环不被打破。以上两种模式各有各的问题，前者势必在世界上遭遇强大的竞争和阻力；后者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也导致资产价格不断提高，长远来看不可持续。
为了刺激创新、扩大出口，欧盟内部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代表的“亲大西洋派”大力推动与美国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有关工作自2005年起历经十年现已接近尾声，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文本的谈成对TTIP谈判是个有力的促进因素。TTIP有两根支柱，分别是规则和全球战略新兴产业，将包括生物植片、生物制药、远程医疗、3D打印、新能源、无线充电桩等在内的新兴产业列为欧美合作重点，因此得到了帝森克虏伯、西门子、可口可乐等欧美跨大西洋巨型企业的鼎立支持。
欧盟能否从种种困局中得到解脱
“是时候加强欧元区最大改革了。……当前的缺陷必须修正，以使欧元区保持经济繁荣和充满希望。更广泛地说,要阻止欧洲滑向不满和分歧。我们必须协调欧洲利益和具体国家间的利益。……一个强大的欧元区应该成为深化欧盟的核心。”——摘自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和法国经济部长马克龙2015年6月4日在英国《卫报》上的联合撰文
伍慧萍：难民潮刚爆发时，德国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同意在匈牙利边境地区滞留的叙利亚难民进入德国，显示了欧洲大国的风范。但大量难民的涌入导致严重的无序状态，德国开始意识到仅凭其一国之力难以维系，已经着手把压力向欧盟其他国家疏导。欧盟正在研拟一套完善的难民问题应对方案，本质上是要建立一个共同的摊派机制，根据每个欧盟国家的GDP、人口、就业率、已接纳难民数量等四项关键指标，制订摊派方案。再就是在欧盟外部设立统一的接待安置站，比如在意大利、希腊这样的欧洲门户国家设立“第一接收站”，即所谓的“HOT SPOTS”，在难民正式进入欧洲之前就开展审查工作，弄清难民资格之后再经过内部统一的摊派体系分配到各个国家。德国政府一直明确，德国只出于人道主义接收“战争难民”，不接受“经济难民”，也就是说不欢迎那些因为生活水平的差距而往富国跑的人。此外，欧盟也开始行动起来，从难民的源头上找原因，帮助土耳其这样的难民直接接收国和叙利亚这样的难民来源国改善难民安置和管理条件，以期从源头上减轻欧盟自身的压力。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动用欧盟军队打击蛇头，提高海上人道救援的能力。如果没有这场难民危机，欧盟是没有建立应对难民问题机制的紧迫性的，现在开始行动了，而且在讨论难民摊派指标问题进行表决时首次采用了有效多数的表决机制，这在欧盟决策历史上从未有过，从这个角度看也是坏事变好事，无序变有序。
我们要看到，欧洲面临的其他一些危机其实也在逐渐好转的过程中。比如欧债危机，西班牙等一开始接受欧盟救助的国家已经陆续离开了“保护伞”，而且可以自己到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德国2015年经济增长1.8%，其他多数欧盟国家也开始实现缓慢增长。在欧债危机还在发酵的过程中，2013年克罗地亚加入欧盟，2015年立陶宛加入欧元区，罗马尼亚也正式表达了加入欧元区的意向，坚持严格紧缩路线的葡萄牙执政党在10月初大选中保持了最大政党的地位。这些都表明各国对欧洲单一货币的信心仍在。希腊扬言退出欧元区一度造成很大紧张，但却上演了一场“公投闹剧”，齐普拉斯政府最终接受的救助协议实际上就是默克尔一开始提议的紧缩方案，甚至更为严厉。
希腊债务危机第三轮国际救助协议内容包括要求希腊增加税收、削减养老金等开支，推动经济改革。如果这一系列改革得到一一落实，希腊将在今后三年内获得850亿欧元的救助金。希腊总理齐普拉斯10月5日在议会表示，本届希腊政府的优先目标是让经济恢复增长、寻求大幅度减免债务、改革公共机构管理、打击腐败和官僚主义，并承诺将迅速、彻底地执行与国际债权人签署的第三轮救助协议，同时将采取措施减轻新一轮紧缩政策带来的冲击。
乌克兰危机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是个“烂疮”，对欧洲的安全形势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冲击，但终会慢慢得到解决。欧俄关系最近已现缓和迹象，主要是欧盟方面对普京表现出了明显的态度松动。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直接发动了名义上针对“伊斯兰国”势力实际上兼打叙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叙利亚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保障在叙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俄正在把部署在乌克兰东部边境地区的部队部分转移到中东地区。欧洲人觉得俄罗斯正在重点处理叙利亚问题，而叙问题又与困扰欧盟的安全问题、难民问题乃至伊朗问题息息相关，事实上离开了俄罗斯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欧盟不应在这个当口给俄“添乱”。这就与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拉开了距离。俄罗斯就横卧在欧盟身边，既是欧盟绕不开的地缘政治对手，也是欧盟甩不掉的能源供应者和贸易伙伴。俄罗斯供应着欧盟30%的天然气消费量，德国向俄罗斯的出口能解决本国30万人的就业问题。美俄贸易额每年不过300亿美元，而欧盟与俄罗斯的贸易额高达3000亿美元。经济制裁对欧盟自己的打击和束缚不亚于对俄，双方终将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赞同欧洲一体化是经济驱动的判断，但是它并不排斥政治治理、安全利益方面的融合性进展。欧洲一体化进程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进程是常态，危机也是常态，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都是“头脑风暴”、相互妥协、政治决断的结果。今年6月，德法两国的经济部长曾在英国《卫报》上联合撰文主张立即统一欧元区的财政和竞争政策，建立欧元区财政部、议会欧元区小组等实体，完善欧元区经济治理模式。随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和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卢姆联名发表“五主席报告”，规划与此文主张类似的深化欧元区经济治理要点和路线图。7月，法国总统奥朗德呼吁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组建立欧元区“先锋国家”集团，引领建设欧元区的政府、预算和议会，并宣布法国将在近期率先公布具体建议方案。这些都说明，欧洲一体化目前虽然处在一个低潮期，但欧洲政治家们深化欧元区治理的意识已经觉醒，欧盟会竭尽全力守护一体化成果，不会允许倒退甚至解体的局面发生，在这个基础上自上而下地推进欧元区制度建设。
冯仲平：对欧盟来说，各种挑战是复杂纠缠在一起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难民问题和安全问题是现实紧迫问题，一体化是阶段性的问题，经济问题才是根本性的问题。默克尔现在想的更多的是先把难民危机稳住，在此基础上把它变成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机遇。化解欧洲安全困境关键是如何在东面缓解与俄罗斯的关系，南面防范恐怖主义威胁。恐怖主义挑战在是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内部问题，比如巴黎《查理周刊》事件实际上是欧洲内部文化交融的问题，而一些欧洲白人青年和穆斯林后代响应“伊斯兰国”号召跑到中东参加“圣战”，移民潮实际上使这类问题更加突出了，归根结底要靠消化内部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冲突因子，实现和谐共存。以上这些问题内外交集，处理起来非常棘手，所以欧盟国家领导在应对上一开始有些进退失拒进退失据也是难免的，现在他们已经冷静下来深入思考有关问题，规划实施从近到远、由远及近的总体应对方案，尝试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欧盟摆脱经济困境的思路大体上正在趋向明晰，就是一头面向美国、大西洋，一头面向新兴经济体，齐头并进。欧盟和美国谈TTIP时，把重点放在“标准”二字上，因为双方之间物理意义上的贸易关税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只能在统一标准上下功夫，最终要便利相互出口。而对新兴经济体，则主抓市场和投资两个抓手，重点是拓展中国市场，并与中国一道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双方这一次的互动是非常实质的，要来真格的。
之所以说欧洲一体化的困境具有“阶段性”的特征，是因为它每往前走一步就会遇到内部的磨合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修正，否则成员国消化不了。现在欧洲一体化处于二战结束后的又一个低潮期，这个判断是立得住的，困境当然会对欧盟机制建设产生倒逼作用，但从大局看短期内很难再现高歌猛进的态势，重点是深化建设、守护成果，以进防退。
欧盟要解决经济、安全、一体化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理顺外部关系。欧盟对外关系的最优先重点或最主要支柱，一个是东向的对俄关系，一个是西向的跨大西洋关系。俄罗斯是欧盟不可选择、无以回避的强邻，欧盟对俄有自己的考虑，不会完全跟着美国遏制俄罗斯。可以预见，欧俄关系的改善步伐一定会早于、快于美俄关系，欧盟方面再度延长因乌克兰危机而对俄实施的经济制裁的可能性正在减小。欧美关系的走势与北约的作用紧密相联。本来，北约的重要性在冷战后呈下降趋势，欧美关系也因战略分歧、经济竞争和网络监听丑闻等事件不时出现裂痕，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大动作和中东反恐问题的突出又给趋于冷淡的欧美关系添了一把柴，也使得北约的重要性有所反弹。但北约毕竟在大战略上是个过时货了，今后欧美关系如何发展还要观察。观察欧美关系必须充分考虑经济因素。刚才已经提到，双方正在加紧商谈TTIP，争取今年年内收官，但这个协议本质上是为了降低欧美经济同质竞争而设定的，双方在新兴市场的竞争也很厉害。
中欧交流合作正在进入又一个黄金期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欧是利益高度交融的命运共同体。推进中欧关系，合作共赢是关键。双方要牢牢把握中国发展和欧洲经济复苏两大进程带来的合作机遇，围绕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把以贸易为主要驱动力的合作，打造为更全面、更强劲、更高端的多引擎合作。”——摘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31日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时的谈话
从制造业到货币金融领域——多重机遇
任琳：欧盟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重要学习交流对象和对外合作伙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亚洲基础施设投资银行，得到了欧洲方面的积极呼应和配合，双方可在投融资领域优先开展合作，事实上有关势头已经形成。2014年7月容克就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当月，就推出了一个为期三年（2015～2017）、总规模达315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欧委会和欧洲投资银行将共同出资设立210亿欧元的基金，以期橇动欧洲投资银行630亿的贷款并同时吸引252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容克的投资计划是欧委会有史以来最大的带动投资、增加就业计划，目的在于重启欧洲经济增长，在设计上主要面向宽带网建设、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教育项目和研发。这就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互联互通工程存在相互对接的必要和可能，与我们的“丝路基金”形成一西、一东两个资金池子。而且，欧洲的投资环境评级很高，安全风险可控。此外，欧盟方面的投融资经验非常丰富、老道，深化交流将有助提高合作项目质量。2015年9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上在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容克投资计划对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欧双方还签署了《关于建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的谅解备忘录》，探讨了国际产能合作意向。
就具体业务来说，中国人民银行等银行与德意志银行等欧洲大银行积极开展对话，交流投融资经验，也将是大有裨益的。德意志银行在7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在全球拥有2807个分支机构，在亚太地区有38家，在中国有10家。可见德意志银行在亚太和中国有很大的潜在市场，未来会进一步关注亚太、关注中国。德意志银行的全球业务交易做得比较好，在投融资和公私合营、银企合作方面富有经验，与企业的对接做得非常娴熟，而且银行和企业之间能实现交叉持股和董事会交叉管理。
中长期看，中欧双方也要积极推动彼此合作跳出死的“资金池子”，通过欧盟主导的欧洲复兴银行和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两大平台，搭建更为宽广、宏大的对接平台，实现有效、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融资。
我预感中欧经济合作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这样讲？有几方面的理由：首先，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与欧盟的距离其实要比中国与美国、欧盟与美国的距离近，中欧在全球价值链攀升过程中面临的合作机会远远大于竞争可能。以中德为例，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两国都处于谋求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工业和制造业的水平。在传统制造业活力萎靡、人口结构“未富先老”、制造业PMI走低的状况之下，中国可以有效借鉴德国经验，努力把制造业推向“高、精、尖”发展方向的同时有效实现最高端制造业的商业化，使技术进步的红利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收益。加之中国旨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产业信息化等进程正在有效推进，意味着将带来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双方在环保、节能、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内的技术创新将会带来非常可观的合作红利。
其次，中欧都是区域合作的引领力量，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区域格局与欧盟在大欧洲范围内做的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处于区域核心的一两个经济大国带着若干中小国家通过投融资工具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整合实现共同繁荣。双方各自以欧洲和亚太为背景和后盾，合作前景大到不可限量。
第三，中欧技术和创新合作正在成为亮点。就拿现在欧洲最大一驾“马车”德国来讲，它有“工业4.0”、“创新3.0”计划，而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创新2020”方案，双方技术和产业创新的道路是可以走到一起去的。英国等国的企业也对与中国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很有激情。
这方面要特别重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合作。本届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说到底是一种鼓励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创新的思路，对国内广大中小企业是重大利好因素，自然也会对双方本来就有强烈需求的中欧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合作提供更为宽广的舞台。欧盟也倡导“金字塔底层”（BOP）的基层创新和众筹模式，比如这几天在网上热传的“雾霾凝结成钻石”技术就是由欧洲小企业发明的。BOP创新的主要卖点是普通大众的“想法”，通过有效投融资将该“想法”进行技术实现、产业化、商业化。
中欧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机会也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欧盟未来五至十年最主要的经济利润来源，也是欧盟经济复兴战略最主要的战略布局点。欧盟方面明确要“向新兴市场借活力”，同时也支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变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投票份额，严厉批评美国借国会审议拖延有关进程的作法，与我们有很多立场交集。
2016年中国将主办20国集团峰会，需要利用好自己的“主场优势”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与调整，借助我国能够同时动员“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天然优势，推动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的世界经济增长点，谋求共同寻找世界经济增长新思路。在这方面，可以同欧盟国家加强对话，协调各议题领域内的合作与交流。
还有就是能源、清洁能源、绿色经济这一块。欧洲的能源需求巨大，对外部供给依赖严重，能源和新能源利用技术十分先进。中欧在此方面的合作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过去，双方耗费了太多精力用于处理彼此之间的新能源产品贸易摩擦，却相对忽视了挖掘该领域内的合作潜能。现在，中国已经把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推广清洁能源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碳排放，欧洲也希望在有关方面打开中国市场，相信双方最终将以合作压倒竞争。希望双方可以抓住该战略机遇期，有效发掘双方在该领域内的合作。
中欧未来的合作机会还蕴含在稳定全球货币市场等领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正在提速，亟需经验借鉴与积累。在这方面当年德国马克曾经是“强货币”，其总体发行量的30%～40%在全球流动。个人认为，现在的欧元其实做得没有当年的马克好。人民币走向世界可以适当借鉴德国马克的经验。也要看到，中欧推动国际结算工具多元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世界经济正深受美国货币政策调整（退出“量化宽松”）的“负溢出效应”之害，欧盟和中国都是受害者。当前欧元区经济的困境在相当程度上与单一货币背景下美元的变动性相关联，所以欧洲内部反对美元霸权、主张国际结算工具多元化的声音越来越强。而中国正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境外结算、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欧元区也希望以后可以实现欧元境外结算，双方可以围绕如何推动世界货币多元化、加强国际货币市场稳定性、有效防范货币金融风险等方面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
总之，欧盟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是特别务实的，看重中国市场，也看重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外投资实力和金融布局能力，认定中国是欧盟必须把握住的未来经济增长点之一。欧盟不是没有意识到美国和中国已经开始在制订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方面进行竞争，而是两边都加入、两头搞平衡，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至少不被边缘化，这就是欧盟的策略。
中欧第三方合作——宽广舞台
张海洋：今年六、七月间，李克强总理访问了欧洲，期间中方提出的“第三方合作”动议受到欧方追捧。从欧盟目前的处境看，它积极拓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主要还是从实利主义角度出发的，没有那么强的战略性。欧盟其实不缺资本，容克3000多亿欧元的投资计划是分期进行的，头一期“种子基金”不过几百亿欧元。欧盟看重的是，如果把资金富有的中国拉入这个计划，它就可以和中国就可以联合起来去二级市场发债，而有了两方的政府担保，再辅以高利息，这个债券的信用度、吸引力就会非常高，可以有效撬动非常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在此方面，欧盟方面加紧做工作的另一个重点对象是同样手握充裕资金的海湾国家。
冯仲平：欧盟现在对华非常务实，表面上虽然仍坚持价值观的那一套，但骨子里却是经济利益至上的，双方聚同化异面临新机遇。以新兴经济体为重要伙伴，带动出口、吸引投资，是欧盟当下经济政策的最大亮点，德国和英国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默克尔可能是访华次数最多的现任欧洲领导人了，积极倡导两国制造业和创新能力的对接。而英国财长奥斯本几乎在内阁当中领衔了这个国家的对华外交，他力挺中国经济，积极支持亚投行建设，其在华知名度、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当前的对华政策完全是以经济为中心的。
欧洲的出口也是盯着两个方向：一个是成熟的市场，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开发“第三方市场”都是指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而北非之于法国、拉美之于西班牙、南亚和东南亚之于英国，都有丰富而特殊的历史情感和现实利益纠缠，中欧双方完全可以优势互补在“第三方合作”方面有大的作为。就拿中国和欧盟的工业制成品来说，中国有价格优势，欧盟有质量优势，两相结合皆大欢喜，中国更可借此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制造业水平和海外市场营销网络，这样可以实现真正的共赢。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5年第21期，更多精彩内容请见《世界知识》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