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尤其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巨大冲击，美国政府结束了对纳粹党员的起诉和去纳粹化工作。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开始将德国西部当做政治军事上反对苏联的盟友。
贝恩德·舍费尔(Bernd Schaefer)：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访问教授、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高级研究员
距今约70年前的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向欧洲战场的战胜国苏联、美国和英国无条件投降。而同一年的9月2日，日本也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美国总共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损失了40.7万名士兵，其中的75%都是死于同希特勒德国作战的欧洲战场。
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为了永远消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极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美国和其他战胜国达成协议积极使德国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美国也领导了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的纳粹战犯的审判，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德国罪行和种族灭绝战争的参与者进行了单独的起诉。在美占区，根据其原先在纳粹党内的级别，所有曾经的纳粹党员都受到了政治上的追究。
然而1948年后，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尤其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巨大冲击，美国政府结束了对纳粹党员的起诉和去纳粹化工作。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开始将德国西部当做政治军事上反对苏联的盟友。这种新的形势和战略导致美国越发对纳粹份子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美国政府也开始和这些纳粹份子合作，并将其吸收到新的德国政权里。在建立德国情报机构的过程中，美国表现得尤为积极。
在美国的公共舆论中，德国也从以前的死敌转而被视作了亲密的盟友。纳粹德国被当做是在一段在1945年已经终结的历史。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一看法才开始逐渐受到挑战。一方面是美国司法部的一个下属部门从1979年开始对那些来自东欧，战争结束后通过合法途径到美国定居，但身份却未被发现的犯有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的人进行追捕，其中的一部分人被判了刑或者被驱逐出了美国。此外，美国中情局(CIA)也受到了公众的指责，因为中情局曾在1945年后曾庇护了一些纳粹份子和战犯，并将其发展成为情报人员，从而使这些人逃过了法律的惩罚。八十年代后，犹太组织和政客在美国国会的支持下成功在美国修建了纪念设施和博物馆，以纪念那些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93年建立的华盛顿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到目前为止，有3千万人访问过这里，其中的三分之一来自国外。
1998年，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受国会通过的《纳粹罪行公开法案》 所迫，公开了大量来自中情局和美国政府其他机构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涉及了有关美国在战后同德国纳粹和战犯合作的内容。由于第一次向公众开放的材料内容的严格解密标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受到了社会的批评。2005年，档案馆重新修改了档案开放的标准。在这之后，有关中情局人员和情报活动的大量重要材料都向公众开放了，其中有的材料包含着非常敏感的内容。
一个叫做“跨部门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主义政府文件调查小组”的组织从2000年起解密了许多美国情报机构(包括中情局及其前身战略情报局)，军队以及FBI的材料。这些材料现在保存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供人查阅。它们证实由于地缘政治考虑，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在德国和亚洲对战争罪行的揭露和追捕受到了扼制。这些档案来自于中情局不同档案存储部门，涵盖了约1100个包括姓名和行动代号的人的档案材料。这些档案包括个人简历、信件、任务报告、回忆录、消息、电报、出版物、报刊文摘、命令指示、翻译材料、录音、法庭诉讼、评论意见、列表清单等。其中大部分的档案材料都和二战中纳粹德国和日本犯下战争罪行和参加过(纳粹党等)暴力组织的个人或组织有关。同时，档案中还包括冷战期间被美国政府发展成为情报工作者或间谍的前轴心国人员的材料。
这些材料也在永远提醒着全世界的人们，必须对那些战争罪行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进行记录、追捕和惩罚。如果可能，也还应该尽可能地延长这一过程。因为这些人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对于全世界的二战研究者来说，这些档案材料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来自美国、欧洲和东亚地区的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档案保存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大学公园(College Park)的国家档案馆二号楼里，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只有几公里的距离。对于想要利用这些档案的人来说，档案馆没有任何限制，利用档案前也不需要任何事先许可。感兴趣的研究者只需在档案大楼出示身份证件进行登记，就可以在当天调阅和浏览所需的材料。在查阅档案时，利用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复印和拍照。研究者也可以先行在网络上对所需档案进行查找，然后再有目的地区档案馆查阅。系统化地对相关档案进行储存、解密和开放，并且为研究者和感兴趣的人士提供无限制地阅读服务，这不仅节省了研究者的精力和时间，也使得整个社会始终对于相关历史问题保持着敏感意识，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记忆和反思二战历史和战争罪行。(陈弢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