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所有国家都期待尽快恢复“正常”，战败国当然也不例外。七十年过去，再看这段“正常化”之路，德国无疑是所有战败国中做得最成功的一个：大屠杀幸存者们不再对它“咬牙切齿”，当年的受害国几乎都成为它的友邦，它的政府连同大部分国民向世界交上了几近完美的“反省状”。
这段艰难、曲折乃至迂回的反思之路，德国人走得并不轻松。
曾经困于“受害”心结
“谁才是受害者”的困惑曾让德国人纠结：的确，遭受盟军空袭的德累斯顿与慕尼黑的老百姓们似乎有充足理由为自身哀鸣。不过，1996年设立的“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罗列了一长串名录：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优生学受害者等。德国人被告知，他们应自视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
“英雄父辈”的宣传为绝大多数军人家属们带来引以为傲的资本：不错，为“祖国”走上前线，听从命令、杀敌冲锋乃至献身疆场的将士们，似乎应得到后辈子孙的无尽颂扬。但是，历史学家们组织了数场武装部队在前线施行屠杀的展览，一下戳破了“武装部队清白神话”，让观众们发出自省之语。
“为民族未来赢得光明”的呼吁契合了不少右翼政客们的心理：战后出生的德国青年人由于“晚生的幸福”，似乎从此告别“希特勒的阴影”，无须再面对“无法过去的过去”。但现任德国国会议长拉梅特说得好：“对于我们国家的恐怖历史，后生者别无责任；但是与这些历史打交道，后生者别无旁贷！”
外在压力促使反思
为什么德国能够拨开心结，走出历史迷雾，最终成为“正常国家”？首先与外在压力密不可分：
一、大国钳制，德意志军国主义狂热难以复兴。尽管美苏英法四大盟国合作占领德国期间彼此矛盾重重，旨在彻底改造德国的非军事化、非工业化、非纳粹化和民主化并不彻底，效果有限，但纽伦堡审判、分割普鲁士、开除纳粹公务员等举措仍然起到了一定的教育民众之效。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的战后重振被置于大国的严密监控之下，任何政治家都不敢逾越雷池半步，随意鼓吹“民族复兴”。
二、欧洲合作，德意志历史反省成为必要前提。二战后，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欧洲不得已开启了一体化进程，德国必须找到与宿敌法国和解的途径。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两国从煤钢联营走向全面和解，并在新世纪初携手共编历史教科书。类似举动也出现在德国和波兰之间。不仅如此，德国还改变了中世纪以来长期奉行的“德国之欧洲”外交方针，转而推行“欧洲之德国”新战略，乃至把维护欧洲一体化作为外交政策的底限。
三、受害者紧盯，德意志国家认罪不可一日懈怠。从犹太人到吉普赛人，从政治犯到优生学受害者，从同性恋者到盟国战俘，各式群体都在战后经历了长期不懈斗争，才得以被列入“纳粹受害者名录”。特别是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们，或扮演“纳粹猎手”角色，或在美国组成声势浩大的院外集团，成为严厉督促德国一步步改进认罪意识的主要推动力，“奥斯维辛”一词也上升为纳粹罪行的核心词。
三群体成内在力量
外在高压仍需转换为内在信仰，方能决定性地塑造反省意识。这种内在力量主要源于三个群体：
德国政治家们不论左右，都愿意正面应对“难堪的过去”。阿登纳决定与以色列建交，并主动赔偿；勃兰特以“华沙之跪”树立德国认罪的正面形象；科尔在德国再统一之际清醒地承诺不改变德波疆界；施罗德提醒国民“德国人需要的是一种经过自我反省之后的自信”；默克尔更是多次表态“只有深刻地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
左翼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德意志思想史上的批判传统，以社会良知的自觉心来维护“宪法爱国主义”。上世纪60年代，他们反思“平庸之恶”；70年代，他们追问老教授们曾扮演的“可耻角色”；80年代，他们在“历史学家之争”中冲锋在前；90年代，他们从一次次公共历史争议中发现大众启蒙的新途径；新世纪以来，他们不遗余力地阻击任何形式的新纳粹运动。
多数青年人并不讳言“父辈罪责”，甚至积极投身各种批判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战后七十年的历史教育基本沿循从揭露到批判再到反思的道路前行。上世纪70年代末起，纳粹历史与大屠杀成为历史教科书中二战部分的主要内容。因而，当一代代青年人成长起来，战争反思意识并未消淡。
正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德国人才能让正向的历史观成为立足当下、走向未来的无形力量，这恐怕是其他渴望“正常化”的战败国应该学习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