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年04月23日
在刚过去的一周里，德国外交对东亚地区局势显得十分关注。先是有消息称4月上旬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给安倍打电话，力劝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接着4月15日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举行的七国集团（G7）外长峰会上，轮值主席国德国和其他几国一起通过了有关东海和南中国海局势的声明，“强烈反对给予威胁与力量的权力主张”。
近年来德国在东亚地区的外交活动越发频繁。默克尔执政以来，已先后七次访问中国。3月中旬，默克尔又率团访问了日本，从而结束了连续七年未访日的尴尬。去年11月，德国副总理、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率团访问了越南。更早时候的2011年默克尔访问蒙古，从而成为了“第一位访蒙的联邦德国总理”。连同近几年中韩日越蒙等国最高领导人多次访德一起，冷战结束后的德国在东亚地区外交活动从未如此热闹过。
单从数据来看，目前德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仍然十分有限。例如，德国对越南的投资在越南外国投资排行榜的十名开外。而除了中国之外，德国与越日韩蒙等国的双边经贸数据，也都未排在德国对外贸易国排名的高位。而在安全领域，德国在该地区也不拥有美国那样的影响。但是，德国与本地区国家的关系仍有很大的提升余地。
东亚地区的中国、越南、蒙古等国都位列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国家之列。作为德国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众多德国企业的境外投资首选之国，和中国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重要性自不用说。而近年来，德方认为“在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时，越南等国则将迎来繁荣”。因此，越南被众多德国企业视作是“未来的市场”，充满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目前德国是越南在欧盟内的最大贸易伙伴，双方的经贸数据逐年增长。
去年的亚太德国企业大会在越南召开，有700多家德国企业参加了会议。在蒙古，默克尔的访问被德国政经两界视作是“资源之旅”，双方在矿藏资源开采和技术援助领域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德国企业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焦煤蕴藏量的塔本·陶勒盖煤矿的开采权。
经贸关系的加强，需要德国更加关注本地区的政治外交和周边安全局势。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德国不甘于在本地区被边缘化。当前的迹象显示，德国外交试图在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间维持一种平衡。近几年，中德经贸关系突飞猛进，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了德国在欧盟以外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因此默克尔和德国政府高层访问中国的次数，比对该地区其他国家进行访问的次数总和加起来还要多。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德国东亚政策越来越重视中国周边国家，以在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之间追求一种平衡。德国政府高层多次表示过对东亚地区争端的忧虑。德方认为，该地区的稳定对德国乃至欧盟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利益”。
本次访日期间，默克尔在《朝日新闻》总部所发表的演讲中，主动将乌克兰危机和东海和南中国海局势联系起来，认为后一地区的稳定局势和国际法的权威同样受到了挑战，而“这些水域连接着欧洲和世界的这个部分，所以它的稳定也影响着欧洲”。她认为，应对这些挑战是德国和日本的共同利益所在。
除了加强和日本在东海争端问题上的协商之外，德国联邦国防军和蒙古军队（在阿富汗），越南军队（几种医疗救助领域）都加强了合作。去年6月中越就981钻井平台问题发生争端时，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埃德雷尔就曾在河内表示，“德国支持越南通过国际法和平解决领海争端”，“反对使南中国海局势复杂化的单边行为”。
东亚地区是个政治制度各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地区。该地区局势与欧洲相比更为复杂。德国尽管与该地区国家经济政治往来日益密切，但仍然在诸多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除了具体经济领域的争论外，德国和这个地区的国家还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德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众所周知。而对德国外交越来越重视的越南，除了同样的批评之外，德国政府高层还公开指责越南的生产方式类似“早期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会导致严重的贫困甚至虐待”。甚至在被默克尔称赞为亚洲中部地区“民主制度榜样”的蒙古，德方也敦促蒙古议会早日通过废除死刑的决定。
从当代史的视野来看，作为德国外交越来越重视的地区，东亚地区其实是世界上能够对德国自身发展，乃至对德国国内政治产生影响的少数地区之一。东西方冷战期间，联邦德国（西德）及另一个德国：民主德国（东德）与东亚各国有着规模不小的交往及合作。
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80年代末的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连同东西德的应对政策一起，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两个德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大转型。此外，德国国防部长范德莱恩在2015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出，“更改边境、违反国际法和大规模破坏人权”是德国外交和安全目前面对几个最重要的挑战。而在东亚地区，这几种挑战实际上并不比乌克兰或近东少。
面对以上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德国外交及其领导人迫切需要一种更加审慎而又不失灵活的政策。在承担更多责任、维持本地区安全稳定的同时，也需要避免过度参与甚至是干预东亚地区的各种事务。
正如一个在东亚各国工作过几十年的德国老外交官所反思的：“尽管我对这些国家的状况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并同当地领导官员进行过谈话。但我却越来越认识到这些国家的发展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影响。而我作为一个好心的外国人，却仍然犯了太多的失误”。这对当前德国的东亚政策调整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善意的提醒么？
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