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春春
2015年4月13日，我在旅途中获知君特·格拉斯去世的消息。晚间与法兰克福学派传人、社会学家奥斯卡·内格特教授小聚，话题自然也少不了他半个世纪的挚友格拉斯：喜文，热爱社会民主党却又几进几出，好意大利烧酒Grappa……“无论如何，这是一位伟人。”我也翻出多年前的一篇小文，谨以此表达一份来自东方的纪念。
旧文忆旧人：格拉斯与德国文学批评界的恩怨
（原题：四十载恩怨或偃旗息鼓?）
本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无疑是德国战后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一点，就连最激烈的格拉斯批评者——人称德国“文学批评教皇”的马策尔·莱希－拉尼茨基（下文简称莱氏）也不得不承认。但又如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在诺贝尔奖宣布当天（9月30日）指出的，格拉斯也是德国挨骂挨得最多的作家。自1959年凭处女作《铁皮鼓》震惊德国乃至世界文坛以后，格拉斯便再也不是德国主流文学批评界——以《法兰克福汇报》文学副刊为代表——的宠儿。近年来双方笔墨官司愈演愈烈，动辄上真肝火、恶言相向早已不成新闻。
格拉斯作为批评的对象，自会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外人尊敬，国人憎恨”，这个1977年10月5日号《法兰克福评论》格拉斯访谈录的标题，恰如其份地勾勒出了格拉斯在德国的尴尬境地。究其中并不全是文人相轻的规律使然。格拉斯60年代以来以“业余政治家”（莱氏语）的公众人物身份发表了大量政论，其特立独行的不妥协态度为自己左右树敌。今年10月1日《法兰克福汇报》在头版头条报道格拉斯获奖消息时即毫不客气地说：“格拉斯一向坚持知识份子应对社会有所影响，这使人们对他的态度敬佩有之，矛盾有之，反感亦有之。”由此不难想见，在德国对于格拉斯的接受早已超出了最初的文学范畴。
而即使是单纯的文学范畴，在德国高度发达的文化市场面前，也已成为文化工业的合理组成部分，其操作手段恐怕和纯文学的象牙之塔已大相径庭。以格拉斯为例，其每部作品或大或小的轰动效应背后——处女作《铁皮鼓》除外——都有着外人难以想像的强大经济后盾：《比目鱼》、《旷野》等动辄七八百页的长篇巨作远在发行面世之前，就已由出版商向众媒体、评论机构分送近5000本样书供评论之用。普通纯文学著作全部发行量都不太可能超过5000本，而5000本在格拉斯处只算个零头（要知道，他的《铁皮鼓》一书迄今全球销量已过400万册，全部作品发行量为1200万册）。而所谓“文评教皇”莱氏在主宰德国最重要的文评阵地——《法兰克福汇报》文学副刊的1973至1985年间，常聘的文评者就超过百人，每年评介书籍过千册。莱氏的评论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本书的地位和市场价值。1995年，在围绕格拉斯《旷野》一书的笔墨争执中，格拉斯一方送出近五千本样书为所谓“世纪之作”舆论造势，以莱氏为首的批评方则从《明镜》周刊发难（1995年10月4日号封面莱氏痛撕《旷野》的形象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继而利用莱氏主持的德国电视二台“文学四人谈”节目大加讨伐。各大报刊随后争相加入这场所谓的文学争论，批评文章铺天盖地，有人统计至少有161篇。这场火药味甚浓的争论甚至波及海外，瑞典《斯德哥尔摩日报》报道：“过去几周德国报刊电视有关格拉斯的争论，令人想起（美国的）辛普森审判。”一言蔽之，过激得有些做秀的意味。
既然做秀的双方均没有以平常心对待文学批评本身，笔者便不揣浅陋，且替双方40载恩恩怨怨立此存照，也算是给本就不甘寂寞的文坛添笔趣史。
格拉斯自不消笔者赘言，这里且说其冤家对头马策尔·莱希－拉尼茨基。莱氏是“60年代以来德国最有影响、最令人畏惧、最丰收多产的文学批评家”（德国瓦尔特·基里主编《文学辞典》语），坐拥德国最有影响的文评阵地《法兰克福汇报》，多家重要文学奖项评委。媒体不无揶揄地称其为“文学评论末代教皇”，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两人都曾于1979年访问过我国。
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首”，这两位德国文坛上的对头却有着共同的波兰背景：格拉斯1927年出生于今波兰境内的格但斯克（即东普鲁士的但泽），莱氏则来自曾属普鲁士，今属波兰的沃茨瓦威克（纳粹时期叫莱斯劳）地方，年长格拉斯七岁。但遗憾的是，相近的来源并没有使这两位日后均在联邦德国成名的文人更为接近。恰恰相反，莱氏在1959年格拉斯《铁皮鼓》全书出版后，完全走到了他在1958年“四七社”（德国战后至1967年最重要的文学团体）朗诵会后对格拉斯所作判断的反面。在那次朗诵会上，格拉斯以《铁皮鼓》其中的两章文惊四座，莱氏称之为“真正的天才之作”。而在整书问世、好评如潮之际，莱氏的批评对于格拉斯而言不啻当头棒喝：
那位“几乎使整个德国批评界为之疯狂的”格拉斯“眼下根本就不算一名优秀作家”，莱氏1960年1月1日在汉堡《时代》报上写道，而“更像一名擅于煽动观众的吉普赛乐手”。莱氏在肯定格拉斯叙事天才的同时，又指出其作品中废话连篇：“如果小说删去至少200页的话，也许会好上许多，不过即使如此也定然不是什么重要作品。”格拉斯想法虽多却不知消化，幽默虽多却流于贫嘴；小说中侏儒奥斯卡的构思虽妙，但“只在唯一的一幕中”发挥了作用；作品有关战后部分全系败笔等等。结论是：“《铁皮鼓》不是一部好小说，但格拉斯身上总的说来潜在着一些天份。”
这样的文评无疑是毁灭性的。如果人们把莱氏现今“一言兴书”的地位与当年这篇评论联系起来的话，这种批评就尤为致命。从昔日尚未功成名就的莱氏立场出发，这种批评是针对作品本身，还是故作耸人听闻之言，意在吸引公众注意的居成份居多？笔者无法探其就里，而莱氏在皇袍加身之后又不会明示自己当年的写作动机。结果是，莱氏几十年一贯坚持自己对格拉斯的最初评价：格拉斯根本不算是小说家。虽说莱氏承认自己对《铁皮鼓》的负面评价是自己书评生涯中“两次最严重的误评”之一（1989年1月2日《明镜》周刊），但随后紧跟有限定条件：误是误在正面评价处着墨过少。至于对于缺陷的批评，“直到今天，我仍旧认为自己当初写的东西是正确的。”
不过莱氏的这篇评论并没有阻止《铁皮鼓》的成功步伐——幸甚，否则两人的交往也就不再可能。此间格拉斯已从当年落魄巴黎、苦心经营处女作的文坛新手成为多多少少有些自认的“时代良心”，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竞选摇旗呐喊，鞍前马后地活动，甚至把1965年领取德语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的讲台变成了为社民党竞选的战场。自高自大、好出风头以及好为人师，也许《明镜》周刊主编鲁道夫·奥古斯坦对作为公众人物的格拉斯所下的这些评语并不完全属于无中生有式的人身攻击。
作为作家的格拉斯亦是笔耕不辍，不过再也未能重现当年《铁皮鼓》的辉煌。莱氏自然没有放过格拉斯的一举一动，对其每部著作几乎都有评论。除了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年）、《特尔各特聚会》（1979年）以及一些诗歌获得过莱氏的称赞之外，其余著作在莱氏那枝“毁人多于誉人”的无情巨椽下鲜有余生。人类灾难预言小说《母鼠》（1986年）、以德国波兰两国和解为主题的《蟾鸣》（1992年）和围绕德国统一题材的《旷野》（1995年）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在从不否认格拉斯是最具代表性的德国作家的同时——多少有些讽刺意味，莱氏一再诘问格拉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伟大的作家的作品怎么可能如《蟾鸣》般没有主旨、情节离奇、性描写令人作呕，总之纯属“一场灾难”呢（《明镜》周刊1992年5月4日号）？小说在98页上就结束了，有什么必要再拖沓两百多页呢？“难道格拉斯已然江郎才尽了吗？”莱氏反问道，“这句话他的同行已经说了很多年，我却并不相信。他仍旧是他。一个完全不可捉摸的作家。”
这位“完全不可捉摸的作家”的反应当然是可以捉摸的。格拉斯虽没有如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得克一般恶言祝莱氏“早死”，但终究和其他挨骂的作家如马丁·瓦尔泽一样心怀不满。这些文评家的饭碗是我们作家给的，他们怎么不闭嘴呢？格拉斯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愤愤不平。
莱氏“文评教皇”的宝座自然不是承格拉斯所赐，批评创作恐怕也不尽如莱氏自己所言“以文学的名义”进行（见1963年莱氏所谓《文评者的自我批评》一文）。作家也罢，文评家也罢，最终离不开的是读者。如何最大可能地吸引读者，双方自然各有套路。两人的舌战于是在1995年围绕格拉斯《旷野》一书达到了顶峰。
诚如上文所言，这场辩论“媒体做秀”的痕迹过于显露，热闹非凡确是德国文坛近年所仅见，但人们不禁要问：文人相争，非要你死我活不可吗？撇开市场考虑不言，这场争论实际隐含着德国统一的重大政治背景，双方唇枪舌箭，靶心其实不离对待德国统一的态度。格拉斯在德国统一进程中就对之抱以极大的怀疑，1990年10月他对德国统一的评论是：“一个庞然怪物又将成为强权了。”彻底的人文主张使格拉斯认为，人们必须对有着奥斯威辛集中营历史的国度保持警惕，而且，东德实际上被西德卖空、买空了。格拉斯的这些言论无疑开罪多人，使自己向“公众敌人”方向更迈进了一步。近800页的长篇巨著《旷野》适时地为莱氏等批评家提供了批评材料。
1995年8月21日号《明镜》刊出莱氏声讨格拉斯的檄文《不得不说》。文章采用公开信对话的方式，从主题、材料、结构诸方面将《旷野》贬得一无是处：“完全是胡说八道！”格拉斯根本不会用文学手法处理自己选定的主题：“在我看来，影响您在80及现今90年代创造力的，不是您的自高自大，而是您没有把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乏自信。”连格拉斯绘画的爱好也未能逃脱莱氏的嘲弄：“我几乎明白，您如今更觉得自己是一名绘画天才而非小说作家。”小说中的某些人物不是格拉斯的原创，而是“借用”——这里莱氏还算笔下留有余地，没用“剽窃”一词——自他人小说。“虽然您是凭一部小说出的名，”莱式在讽刺挖苦的道路上丝毫没有止步的意思，“但您实际上是个讲些小故事的高手。这话我说过快30年了。我以前觉得遗憾的是，您的长篇小说（出色的中篇《猫与鼠》及《特尔各特聚会》除外）整体都不成功，您只是罗列场景或插曲。现在我遗憾的是，在《旷野》中连这些完整的小片段也已经无迹可寻。”“坦率地说吧，就是对您再有好感的读者也会失去耐性。”“这怎么可能呢？”
可能的是，尽管小说事后销出几十万本，格拉斯的自尊心还是受到了很大伤害。“和这个人我再也没有什么好谈的”，格拉斯对一家画刊说道。格拉斯抱怨莱氏没有阻止《明镜》周刊为这篇文章配发极富煽动性的封面，将“自高自大”之类的评语回敬给莱氏，指责文评家完全不负责任，甚至可能连书都没有读过。果真，两人从此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如今喜鹊终于落在也是一代文豪托马斯·曼的故乡卢卑克，格拉斯多年夙愿已偿。昔日《华盛顿邮报》笔下谑称的“永远候选人”到底入主诺贝尔奖。就在德国举国欢呼之际，如能借此良机把格拉斯与莱氏这对40载冤家聚在一起，大家偃旗息鼓，握手言欢，文坛岂不又多一段佳话？
不只笔者有此想法。1999年10月4日号《明镜》周刊中，介绍格拉斯的文章后紧跟着对莱氏的长篇采访。然而事与愿违。“我没什么可遗憾的”，莱氏对自己和格拉斯的关系如是说。于是一切照旧，甚至更为糟糕，因为莱氏在采访中说：“我亲爱的（格拉斯），您如今是那最伟大的作家了！”
三天后格拉斯在汉堡《星期》报上反击，再两天后莱氏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题为《我等着您的下一本书》的公开信。结果是：“您不需要我的友谊，而我也不需要您的。”
40载恩怨争辩会是如此结果吗？正如现《法兰克福汇报》文学副刊主编弗兰克·施尔马赫——莱氏门徒——所言，格拉斯获奖，德国文评界“在表示敬意及祝贺之外，多少有些尴尬和别扭”。两年前《明镜》周刊主编讥讽格拉斯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时说，大概瑞典文学院对候选人的个人行为也有严格的甄选标准。现在人们多把目光集中在格拉斯《铁皮鼓》之外的诸种可能上：是不是瑞典文学院借格拉斯对德国统一的警告来警示德国呢？或者如《法兰克福汇报》更尖刻的说法，1972年亨利希·伯尔获奖象征着“德国民主成熟的毕业证”，1999年格拉斯获奖则是“统一后德国民主的退休金”呢？
格拉斯认为一切纯属“刁难”，他有理由为这份迟到了40年的补偿而自豪。退休金也罢，和评论界友谊不友谊也罢，就像格拉斯和莱氏分别回忆40年前两人初次会面的场景一样，都是各家自说自话罢了。
于是故事又回到了本文的起点。1958年，华沙。那时格拉斯尚属无名氏，莱氏也还只是一名波兰的普通文评家。据格拉斯回忆，是莱氏前来求见，并且莱氏在粗粗听完《铁皮鼓》故事梗概后即对朋友称，格拉斯“不是作家，而是保加利亚间谍”；莱氏的故事版本自然相反，求见者乃是醉醺醺的格拉斯，不擅言辞且无趣至极。什么“间谍”云云，分明是格拉斯不懂幽默，胡编乱造。
40载恩恩怨怨，岂不正像这段铁事的真相一样，且由他人说去，又有什么要紧！
（作者胡春春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