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新年过后，德国政坛的开场争论之一由前总理府主任（部长级）罗纳尔德·泊法拉（Ronald Pofalla）新的工作职位选择展开，由此也引发了德国公众对于德国政治家退出机制的讨论和反思。
泊法拉事件不断发酵
罗纳尔德·泊法拉生于1959年，从1990年起入选联邦议院，曾任基民盟和基社盟联邦议院党团副主席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秘书长。在2009年10月至2013年12月默克尔第二任总理任期内，他担任联邦政府特别事务部长和总理府主任，同时也任联邦政府情报事务负责人。泊法拉被认为是默克尔总理长期的核心亲信之一，在联邦选举、政党内立场协调等方面可以说立下汗马之劳，甚至被新闻界戏称为“默克尔的打手”。因此，当2013年12月新一届政府组阁的人选名单不包括泊法拉的消息公布的时候，新闻界称之为“最令人惊讶的消息之一”。
2014年1月3日，媒体透露泊法拉有可能出任德意志铁路股份公司（Deutsche Bahn AG）经理一职。德意志铁路股份公司是欧洲最大的铁道交通企业之一。如果泊法拉一旦成功地由高层政治家向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转型，则马上获得百万欧元的薪酬，可谓名利双收。不过，从本届政府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到联邦议院的反对党绿党、左翼党都严厉批评泊法拉的这一行为，专门揭露腐败行为的“透明国际”组织更称之为“政治习俗的败坏”，此间就连基民盟党内也对此腹诽不断。我们不妨称这一消息为“泊法拉事件”，而且事件仍在不断发酵中。德意志铁路监事会目前已经声明“对于扩大经理人数和设立新职位的考虑一无所知”，隐隐表达了反对意见。
值得观察者考虑的是，泊法拉事件为什么会在政界和社会舆论引起轩然大波？
暴露德国社会政经难分“潜规则”
简单说来，德国在前联邦经济部长和前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治下的1949年至1966年，发展出一套具有德国特色的经济政策、经济理论和经济哲学，同时也是得以实际贯彻的经济体制，其核心内容是在保证私有制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强调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立竞争制度、维持竞争秩序和社会保障等经济生活领域发挥重大作用。这种体制造就了德国经济在相关领域长期存在着大量的“国有成分”，比如铁路运输、电信、邮政、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即使市场化转制后也由国家持有相当的股份，因而这些企业的经营和高层人事决定被认为和政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德国社会某些领域存在着政经难分的“潜规则”，或者说“德国特色”。例如，总部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大众汽车集团至今仍有20.1%的股份为下萨克森州持有，下萨克森州的州长也就顺理成章地位居大众集团监事会主席团成员之列。下萨克森州持股超过20%，加上德国专门有一部联邦法律（即俗称的《大众法》）规定有关大众集团的重要决定必须获得80%以上股权人同意，使得由州长代表的下萨克森州实际具有否决一切大众集团重大决定的权力，这一点在欧盟委员会眼中严重阻碍了欧盟境内资本自由流通。欧盟委员会甚至因此在2004年和2008年两度在欧洲法院起诉德国，但是最终却于2013年败在“德国特色”脚下。
公众不满名人“由政入经”转换
如果说德国有企业存在的政经难分还属于某种历史遗留，那么某些名人在政界和经济界之间巧妙的角色转换则逐渐招致德国公众的普遍警觉和不满。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年极富争议的例子：2005年，前联邦总理施罗德卸任后在俄罗斯控股的“北方油气股份公司”（Nord Stream AG）谋得了一份职位，而这一负责向德国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项目是在施罗德主政期间确立的，因此公众舆论严重质疑施罗德以公济私，这也使得为德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贡献的施罗德在公信力和号召力方面大受影响，至今没有得以扭转。2010年，德国黑森州前州长、该州基民盟党主席罗兰特·科赫（Roland Koch）宣布辞去州长、州议员以及一切党内职务。不久以后，以建筑为主业的德国上市公司比尔芬格尔（Bilfinger）即任命科赫为经理，2011年7月任命其为总经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社会民主党2013年联邦选举总理候选人皮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身上。2013年5月，时任德国总理府国务部长的艾卡特·冯·克莱登（Eckart von Klaeden）——也是默克尔总理的亲信之一——宣布11月任期结束后加盟汽车业巨头戴姆勒集团（Daimler AG），主管“政治和外部关系”事务。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泊法拉事件。联邦司法部副部长乌尔里希·凯尔博尔（Ulrich Kelber）对《帕骚新媒体报》称：“这一事件让（公众）产生一种印象，即将卸任的总理府主任被刻意收买”，因为据传泊法拉在德意志铁路股份公司经理职位上不是“负责技术”，而是“负责与柏林和布鲁塞尔之间的政治联络”。这种批评实际也带有某种“德国特色”，即公众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可能存在的政经裙带关系，更担心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石即自由竞争原则因此向某些企业倾斜，这种观念完全不同于美国等市场原教旨主义国家。在美国，“旋转门”是一种常态，而且高度专业化。但是在德国，“说客”还是一个各方舆论和“政治正确性”需要避讳的词语。为了“避免存在利益冲突的联想”，社会民主党在不久前签订的联合政府协议中提出需要一种“适当的规定”来约束“即将离职的内阁成员、非公务员身份的国务秘书和政府工作人员”。作为反对党的绿党和左翼党甚至建议从立法的角度针对退职的政界人士引入一定的“市场禁入期”，或进入经济界就职前的强制性“过渡期”。同时，默克尔总理的这种人事安排也受到了媒体和“透明国际”组织的批评。
此外，德国对泊法拉由政入经的讨论还叠加着另一层背景，即发达国家公众对于贫富差距增大、经济界高层管理人员收入畸高的不满程度加剧。据统计，如今德国拥有十亿欧元身家的富豪从2012年的115人增加到2013年的135人，前100名富豪的财富共增加了5.2%，超越了2008年的历史纪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面临贫困威胁的人口比例在2008年至2012年间从15.2%上升到16.1%。收入落差日益扩大的事实，不断动摇德国人对于社会市场经济乃至“德国特色”的信心。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德国舆论和政党为经理人薪酬设限的讨论。百万欧元的薪酬对于泊法拉而言虽属未定之数，但是有关收入落差的讨论定然会在德国长期持续下去。
来源：http://www.cssn.cn/zm/zm_hwsc/201402/t20140212_96246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