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首先祝贺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德国发展报告（2014）》发布会日前成功举行。我想了解，今年的蓝皮书的关注重点是什么？
答：2014年的《德国发展报告》保持了前两年发展报告的结构框架，有总报告、政治篇、经济篇、社会文化篇和外交篇（包含中德关系）、资料篇等几个部分。2013年9月22日德国举行了联邦议院选举，12月，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成了联邦德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大联合政府，默克尔再度连任总理，德国进入了默克尔3.0时代。因此，联邦议院选举以及新组建的大联合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是2014年发展报告的主要关注点。
问：欧洲议会选举已经尘埃落定。就德国来看，各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结果与去年联邦议院选举结果有何不同？疑欧和反欧势力在欧洲的抬头在德国有无体现？
答：各党力量分布的总体格局并无大的变化：基民盟仍然得票率最高，达到30%；社民党的得票率与上届欧洲议会选举有较大上升，达到27.3%，这也好于其在联邦议院选举中的表现。在去年联邦议院选举中惨败、自1949年以来首次未能进入联邦议院的自民党，在更换了党主席之后，仍然没有起色，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得票率为3.4%，比上届大幅减少7.6%。
值得警惕的是，疑欧势力在德国也有所抬头，以反对欧元为主要纲领内容的德国选择党（AfD）首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就获得了7%的得票率，当然也必须看到，德国选择党的选民构成相当异质，大多并不真的认同该党的纲领。这次选举结果也充分确认了德国民意总体上拥欧，对此的一个佐证是，基社盟在选前一度抛出了抵制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贫困移民”的民粹主义论调，但是它并未能如愿得到选民的青睐，得票率与上届欧洲议会选举相比反而下降了1.9%。
问：德国经济在过去一年的发展状况如何，有何新的特点？未来几年发展前景如何？
答：2013年德国经济表现令人欣慰，尽管有欧债危机阴影的笼罩，德国在2012年和2013年仍然实现了经济增长，增幅分别为0.7%和0.4%。德国经济虽然增幅不大，但增长结构趋于合理。尤其是作为一个倚重出口的外向型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两年里越来越多地得到内需的拉动。与此同时，2013年中旬以来，欧元区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之前的一系列救助措施的效果开始显现。危机发生以来德国主导欧洲经济治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针对欧元区内部各项经济政策不协调这一导致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默克尔政府主张通过推进《财政契约》和银行业联盟等制度性改革来为欧洲经济一体化建立一套长效机制。未来几年，德国经济将延续目前的良好发展态势：根据联邦政府今年4月份的一份预测报告，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14年会达到1.8%，2015年甚至将达到2%，2016至2018年也将每年有约1.5%的增长率。
问：成功实现能源转向是本届大联合政府的要务，在这方面，德国政府有何新的政策动向，其前景又如何？
答：能源转向可以说是新政府的最大关切。能源转向事实上基于三根支柱：一是提高能效，二是节能，三是扩建可再生能源。针对前两点，本届政府将制定《国家能效行动计划》。第三点是政府的工作重点，为此，《联合执政协议》强调《可再生能源法》（EEG）的彻底改革是本届政府的首要项目，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显著抑制电价的进一步上涨并更公正合理地分摊相关费用，与此同时，更有计划地调控可再生能源的扩建并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市场融入。不过，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也绕不开环保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德国政府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实际上明显向经济发展倾斜。与此相关的一个巨大挑战在于，即使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法》能够抑制电价的上涨趋势，但问题是，能否确保如期实现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中的占比目标（2025年应达到20%-25%，2035年达到55%-60%），从而成功实现能源转向。
问：蓝皮书总报告提出，德国政府有迹象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其主要包含哪些内容？乌克兰危机中是否已经呈现出了德国外交政策的这一调整？
答：虽然在此次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外交和欧洲议题很少是竞选争论的议题，但是外界普遍对德国新政府寄予厚望，希望德国选后能承担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德国国内，也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尤其是在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和德国美国马歇尔基金会（GMF）发布的题为《新力量、新责任——德国在变革中的世界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要素》的文件中，50多位德国外交领域的精英要求重新丈量德国的世界政策，增强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德国新政府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对此也做出了回应，表示要与其欧洲伙伴一起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建构。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德国联邦总统高克、联邦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和联邦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在2014年1月底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
总之，尤其较之此前联盟党与自民党执政期间所恪守的克制型外交政策，本届大联合政府展现出调整的意愿，意欲奉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这一调整已经在德国的外交实践中初露端倪。例如，德国已经或计划在非洲增强军事行动，具体是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另外，在乌克兰及克里米亚危机中，德国缓和局势的意图非常明显。默克尔总理、尤其是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积极斡旋于各方之间，成为了事实上的危机管理人。虽然有观察家批评说德国在危机中的表现偏软，但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加以细致的分析。首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得德国开始重新审视俄罗斯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地位、作用与利益诉求，对于德国老一代领导人来说，记忆犹新的是在两德统一的过程中，西方曾向戈尔巴乔夫承诺过，北约不会越过前东德的边界，而今欧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扩张将俄罗斯拉到战争的边缘。其次，无论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还是在经济利益上，例如考虑到欧洲（尤其德国）在能源供给上对俄罗斯的依赖和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与美国在乌克兰危机和对俄政策上的立场和诉求显然有所不同。因此，不难理解，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优先选择通过对话和谈判等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例如主张依靠欧安组织促成乌克兰国内各派之间的对话，避免事态升级。
问：对于明年的蓝皮书，你们是否已经有初步的构思？
答：我们在举行《德国发展报告》发布会的同时，也召开了《大选后的德国何去何从？》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来自北京和上海两地的30多位德国与欧洲研究学者就大选后德国的内政外交走向进行了热烈讨论。我们从中也获取了选题思路，例如德国的现代国家治理机制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题目。而且，2015年是中德创新伙伴年，我们也可以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思考。这里还要特别预告的是，1985年建立的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明年将迎来30周年庆，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组织机制和研究内容的创新，对此我们也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真知灼见。
来源：http://www.ssap.com.cn/Web/c_0000000100120002/d_5256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