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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开始“回归”制度利益和价值利益诉求。这既是世界客观历史进程的需要，也是中国主观努力方向的需要……需要中国的“回归”和“中国方案”，以便应对不断出现的对中国和世界的新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经历了两个时期，即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和之后两个不同时期。
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对话
在第一个时期，中美双边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一方面，由于冷战的地缘战略对抗格局，为了保证自身生存，中国在中美关系中采取了全面对抗政策；另一方面，在以意识形态为标识的东西方对抗格局中，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立场，中国成为东方阵营里的重要一员，并退出或被排除在主要的国际组织——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制度性安排的具体体现——之外。
如果说第一个时期中国在中美关系中是以地缘战略、制度和价值对抗为利益诉求的话，那么第二个时期的情形则更加复杂：自从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利益诉求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到1979年中美建交。在此阶段，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利益诉求集中在地缘战略上；具体而言，中国开始采取联合美国的策略，以应对苏联构成的地缘战略压力。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在此阶段，随着中国面临的地缘战略压力减轻和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在继续重视与美国进行地缘战略合作的同时，开始在双边关系中向经贸合作倾斜。第三个阶段，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在此阶段，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利益诉求继续侧重以经贸为中心的双边合作，谋求地缘战略稳定，但制度和价值利益诉求开始日益显现出来。第四个阶段，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至今。在此阶段，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利益诉求是努力维持双边地缘战略稳定和经贸关系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双边关系中重新重视制度和价值的重要性。
中美关系中的价值利益诉求
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回归”制度和价值利益诉求，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进程，具体体现在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面上。
在中国国内政治层面上，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客观上都要求在理论上对此进行解释。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对中国取得成功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依然在苦苦寻求发展道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和参考。举例来说，在中国政治制度优势中，一大特性就是能够举全国之力办大事，追求“善治”；而这与美国政治制度中对形式民主的极端强调，从而屡屡导致“否决政治”的出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又譬如，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执政为民；而这也同美国政治中过去几十年里出现的社会不断极化现象形成了反差。
在国际政治层面上，由于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制度性安排越来越不适应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从而在客观上对现有国际制度性安排提出了改造乃至重塑的要求。具体而言，一方面，七国集团显然已经无力单独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也是二十国集团治理机制形成的客观国际政治背景；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主导的七国集团对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性安排的改革，长期以来一直持消极甚至抵触态度无法使相关机制满足国际治理的客观需要。与此同时，以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为基础，西方国家总是以西方民主作为国家“好”与“坏”的衡量标准，但在现实世界中它却遭遇重重危机，以至于曾经认为“历史终结”的西方学者，都开始质疑“否决民主”的有效性和正当性。
正是在这样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新发展背景下，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开始“回归”制度利益和价值利益诉求。这既是世界客观历史进程的需要，也是中国主观努力方向的需要。之所以是客观历史进程的需要，是因为变化中的客观世界需要中国在中美关系中重新“回归”制度和价值利益诉求，以便应对不断出现的对中国和世界的新挑战；之所以是主观努力方向需要，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中国基于制度和价值理念支撑提出“中国方案”，以便应对不断出现的对中国和世界的新挑战。
价值利益诉求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回归”制度和价值利益诉求面临的挑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来自中国自身的挑战。这种“回归”，不同于第一个时期中国远离现有国际制度性安排、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时至今日，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融入世界的深度、广度和频度前所未有，这就要求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回归”制度和利益诉求时，不是以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为出发点来改造乃至重塑现有的国际制度性安排；从价值理念上说，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顾及全人类利益。
第二，来自美国的挑战。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国家利益追求以物质性实力结构为基础；与此同时，国际体系中的半物质性制度结构和非物质性理念结构，分别对一国利益追求产生规定性和合法性影响，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该国利益追求的可持续与否、正当与否。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作为战后一直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美国，如果依然秉持冷战思维，必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制度性安排的改造乃至重塑形成挑战。例如，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由中国发起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和反应，就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在价值理念上，与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反，无论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大力推行的“重返亚太”和TPP，还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逆全球化举措，毫无疑问都是基于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理念的行为。
第三，来自西方世界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现有国际体系制度性安排的改造乃至重塑，归根结底将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鉴于此，既得利益者常常出于一己之私而抗拒客观现实的变化，从而使得这种改造和重塑工作更加艰难。例如，日本在参加亚投行问题上的患得患失心态即是明证。其二，以全新理念来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理念分布，归根结底将是一个接受价值多样性与否的自我改造过程，从而使得新理念的普及在一开始就注定面对巨大挑战。例如，美国社会存在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性思维，即唯有美国民主理念才具有普遍性意义。因此，当谈及用非西方理念重组现有国际体系理念分布时，不由自主地会认为这是在用“坏苹果”驱赶“好苹果”。
第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在战后几十年里，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类似“历史终结”论的理念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政党制度为例，目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采取的都是西方式的政党制度。这一事实预示，在改造乃至重塑现有国际体系制度性安排问题上、在改变国际体系现有理念分布问题上，要短期内全面扭转发展中国家的思维面临巨大挑战。具体而言，无论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被冠以“新殖民主义”的恶名，还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被“马歇尔计划”化，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概而言之，变化中的中国和变化中的世界，客观上要求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回归”制度和价值利益诉求，但与此同时，这种“回归”注定是充满挑战的。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