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新闻11月25日电(记者 许婧)
同济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5日联合发布的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3)：“时代转折”下的德国》显示，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方式发生变化，绿地投资比重上升；德国在华投资以及对华贸易方式发生变化。
蓝皮书指出，由于在特定行业的并购难度增大，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绿地投资比重上升。鉴于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与并购相比，绿地投资的好处在于：(1)绿地投资能够避免德国的外资安全审查所带来的成本增加和政策干预；(2)绿地投资由于能够为当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税收，因此更容易受到目的地的欢迎；(3)绿地投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并购后带来的企业文化融合问题；(4)对于在国内市场已经取得成功的中国企业，如今有较大需求走出国门，将产业延伸到德国这样的成熟市场，利用当地的高水平供应链和创新资源，而绿地投资是较为便捷的途径。
过去几年，中国在德国等欧洲市场上的绿地投资显著增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动力电池行业。2019年宁德时代在德国图林根州开工建设其首个海外电池工厂，并在2022年获得电芯生产许可。2020年蜂巢能源宣布在德国萨尔州建设电池工厂后，2022年又宣布将在勃兰登堡州建设第二家海外工厂。这些企业看重的是德国完善的汽车工业体系、大量高技术工人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并且希望通过德国进入成熟的欧洲市场。
2021年中国德国商会的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显示，受访德企在华投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低增长预期、防疫旅行限制、中国市场竞争加剧、人力资本因素等。随着国际往来逐步恢复，旅行限制造成的负面影响将逐步降低。但其他几个因素均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期性因素，这些因素将导致德国在华投资以及对华贸易的方式发生变化。
中国劳动力成本逐年提高，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势必将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越南、印度等国正在接收来自中国市场的国内外企业。德国政府推动德国与东南亚等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在亚洲的德国企业拓展出口市场和投资渠道，特别是促使德国企业的新的投资项目以及中小企业的海外市场转移到东南亚地区。
但是德国政府的举措并不会改变中国新的比较优势——技术创新资源——发挥作用，也不会改变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首先，经济合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互利双赢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功地完成了技术积累和人才积累，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在行业“领跑”。50%的受访在华德企认为未来5年中国企业将有可能成为行业的创新领导者，这一比例在2016年只有35%。中国在一些领域确立了优势，而德国在其他一些领域仍然具有优势，中国与德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单边依赖，而是相互依赖。
第二，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对外向型的德国经济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德国企业改变其在华经营策略，进一步实施本土化战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在华德国企业选择与本土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开拓市场；另一方面，竞争让德国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活动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开始利用中国的创新资源，为其全球市场提供新的产品。中德企业合作呈现新的更高水平的形式。
2021年12月8日，奥拉夫·朔尔茨当选德国联邦总理，其领导下的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交通灯”联合政府正式开始运作。2022年是朔尔茨政府执政第一年，其《联合执政协议》的落实受到2月24日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的深刻影响。为此，本书分析“时代转折”下的德国所采取的内政与外交举措以及乌克兰危机给其带来的各方面挑战。
在政治上，“交通灯”联合政府面临多重危机和内外矛盾，其施政第一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罕见的，这迫使联邦政府将运作转入危机模式。尤其是德国能源与气候政策深受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被迫进行能源与气候政策的“时代转折”。
在经济上，2022年，德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德国经济部门表现各异，消费服务行业实现复苏，制造业和建筑业表现不佳。德国私人消费强劲，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德国通胀率升至创纪录的6.9%，远高于德国历史平均水平。德国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但长期看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德国对外贸易盈余大幅收窄，制造业面临更严峻挑战。德国企业整体破产率高于上年，不过仍处于历史低位。为了应对这一系列挑战，德国朔尔茨政府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其中短期政策主要包括针对居民和企业的纾困政策和能源供应保障政策，该政策虽然在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上存在争议，但整体的布局较为完善，效果可期。在长期战略层面的调整主要集中于能源的绿色转型，该战略总体较为薄弱，缺乏对企业能源转型的实质性引导。此外，如何在后全球化时代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是德国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在外交上，在“时代转折”之年，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这一转型动向背后的驱动力主要有乌克兰危机的刺激、德国地缘战略意识的抬头和对于全面政治战略的需求。具体而言，德国加快调整相关领域的根本观念和实践做法，反思新东方政策的基本原则，推进国家安全战略文化的重大转向，调整全球范围内的重点地区布局，谋求在欧洲和全球主动发挥领导作用，并着力开展气候与能源外交。在对华关系方面，德国政府对华政策发生转向，价值观成为对外经贸政策的主导因素，德国通过外资审查、投资担保制度调整、供应链审查及对特定产品的出口管制贯彻其价值观导向的对华经贸政策，给中德经贸关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鉴于中德之间数十年来形成的紧密经贸关系，德国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德经贸合作的发展势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