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5日，同济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3）》。本书分析了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德国“交通灯”联合政府执政第一年（2022年）的主要情况，尤其是在“时代转折”下，德国所采取的内政与外交举措以及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各方面挑战。
在国内政治上，2022年，德国“交通灯”联合政府面临多重危机与内外矛盾。在能源与气候政策深受乌克兰危机影响的背景下，朔尔茨政府的政策调整整体上呈现出以危机措施、中短期紧急应对政策为主导的特点，调整初具成效，德国暂时克服了能源价格飙升带来的能源危机。但是，对俄罗斯制裁的反噬效应已经折射出德国社会矛盾丛生、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的现状；在社会层面，“挺乌制俄”的社会共识逐渐消解；在政党政治层面，右翼民粹主义出现回潮；在政策层面，社会动荡助推德国政府加速社会纾困计划的制定。德国社会动荡的未来走势取决于乌克兰危机局势和能源危机的发展，以及政府救助计划能否真正满足底层民众的需求。
在经济上，2022年，德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德国经济部门表现各异，消费服务行业实现复苏，制造业和建筑业表现不佳。德国私人消费强劲，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德国通胀率升至创纪录的6.9%，远高于德国历史平均水平。德国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但长期看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德国对外贸易盈余大幅收窄，制造业面临更严峻挑战。德国企业整体破产率高于上年，不过仍处于历史低位。舒尔茨政府的，中短期政策主要包括针对居民和企业的纾困政策和能源供应保障政策，该政策虽然在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上存在争议，但整体的布局较为完善，效果可期。在长期战略层面的调整主要集中于能源的绿色转型，该战略总体较为薄弱，缺乏对企业能源转型的实质性引导。
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发生重大转向
2022年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称俄乌冲突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转折”，并宣布了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大转向，展现出德国在军事上进一步迈向“正常国家”的态势。
俄乌冲突局势的升级，促使德国“瞬间”打破了其二战结束以来长期存在的种种“政治禁忌”：一是德国一改以往一直坚持的“不向冲突地区运送致命武器”的政策，决定支持乌克兰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库存中获取武器，包括重型武器；二是德国一改以往不愿大幅提高国防支出的态度，宣布拨款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为德国联邦国防军提供更好的装备，并且将每年的国防支出至少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三是德国一改以往不愿损及对俄经济和能源利益的立场，表现出将联盟团结置于自身经济利益之上的姿态，包括宣布暂停“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审批程序，并承诺采取措施减少对俄罗斯油气的战略性依赖。
不过，必须看到柏林仍在适应其新角色，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仍然很脆弱，对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依然犹豫不决，比如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方面，这尤其体现在德国对“豹2”主战坦克提供上的迟疑。因此，德国“时代转折”的实施，特别是在防务政策方面，进展依然是缓慢的，而且显然缺乏一个系统的计划，其转折动力的持久性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外交上，2022年，德国政策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这一转型动向背后的驱动力主要有乌克兰危机的刺激、德国地缘战略意识的抬头和对于全面政治战略的需求。
在对法关系方面，德法在2022年上半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初合作得很好，然而下半年在武器和能源政策、欧盟财政规定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乌克兰危机加强了欧洲对美国领导下的北约的安全保障的依赖，德法合作关系也因此受到削弱。在对美和对俄关系方面，联美抗俄成为德国政府和德国主流政治力量的一致选择，而与俄罗斯政府的对话则基本处于停滞和难以取得成果的状态。
德国不断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调整其外交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面向的重点地区，日益将更多政治和外交资源投放至印太地区，继续维持对于非洲地区的重视，同时逐渐将视线投向以前相对忽视的南美地区。其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推行多元化战略，将降低对单个国家的过度依赖性确立为优先事项；提升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在对重点国家的外交往来中不忘就国际秩序、俄乌冲突等重要的国际问题拉近立场，凸显人权价值理念，以期提升话语权；解决现实需求。德国日益看重这些地区对于解决德国及欧洲现实问题的重要性，例如在解决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降低供应链断裂风险以及解决难民问题方面的现实意义，尤其看重这些地区在矿产资源、原材料、能源以及劳动力等方面的资源。
德政府政策调整不会根本改变中德经贸关系走势
在对华关系方面，德国政府对华政策发生转向，价值观成为对外经贸政策的主导因素，德国通过外资审查、投资担保制度调整、供应链审查及对特定产品的出口管制贯彻其价值观导向的对华经贸政策，给中德经贸关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同默克尔时期相比，德国新联邦政府更加强调在中德双边经贸关系中德国对中国过于“依赖”的风险。中国企业在某些新兴产业领域进行大力投资和具有比较优势，如太阳能光伏模组、风电机等在德国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在德国一些优势出口产业供应链上的一些环节中国供应商也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比如电子配件、汽车芯片、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原料（稀土、锂等稀有金属）；在一些重要的最终消费品领域，中国产品质量高、物美价廉，在德国市场上得到追捧，如手机、电脑、家用电器和纺织品服装。中国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正是近年来双边货物贸易稳步增长，中国连续7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原因。但是德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在加强对双边投资政策审查的同时，准备通过“回岸外包”“近岸外包”的方式，减少所谓的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尽管价值观主导的对华政策在短期内会给中德经贸关系带来一定波动，但是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原因在于：第一，从德国经济制度来看，社会市场经济原则要求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设定框架条件，维持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虽然近年来政府更积极地参与德国社会和国民经济活动，但是政府深度干预企业决策仍会遭到企业较大的抵制。
第二，从国家的经济利益考量，德国若减少经济出口导向，大幅度减少与一些经济体的经贸往来，会导致极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根据慕尼黑Ifo研究所的分析，实施“回岸外包”将导致德国GDP下降9.68%，实施“近岸外包”将使德国GDP下降4.17%。因此，该报告认为：德国不可能只与和德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毕竟在价值观接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冲突也不可避免，例如2022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实施的产业补贴引发美欧之间潜在的贸易争端。德国未来对其经济模式的调整不应是减少德国经济的国际联系或者是将经济合作仅限制在西方国家，多元化战略并不应该是限制对华合作。
第三，从企业角度来看，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决策的目标。中国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人群，以及全球最为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这是德国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难以拒绝的机会。2022年朔尔茨总理结束访华之后，德国8位知名企业家在《法兰克福汇报》联合撰文，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反对离开中国市场。
结语
2023年乌克兰危机的持续甚至进一步升级，将给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跌宕的能源危机正在慢慢演变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德国经济将保持极低的增长率，甚至将自2008年以来首次陷入经济衰退。面对国内民众对政府执政满意度的下降，联合政府内的矛盾和内斗不可避免，甚至不排除其在某种程度上的局部激化，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进一步上升，将给执政各党带来更显著的压力。
尽管如此，联合政府在中期内预计不会解体，因为德国民众在文化上对不稳定状况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这使联合政府的解体变得相当困难。与此同时，德国尽管有明确意愿推进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旧行动迟缓，计划中的《国家安全战略》一再延迟推出就是一个明确的例证，因此，所宣称的“时代转折”给人留下的更多的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印象，这一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总体上，德国渴望在战略自主和欧美同盟关系之间寻找平衡，但仍旧无法摆脱“美主欧从”的现实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