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普世价值代言人，不再把普世价值挂在嘴边了；曾经的自由贸易代言人，不再把自由贸易挂嘴边了；曾经的气候变化代言者，甚至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议……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情形。
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暗示大西洋两岸的分歧深化，表示欧洲不再能够“完全依靠别人”，而需要“为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奋斗”。西方最后一批政治家，从施密特到科尔，纷纷离开人世，只剩下半个政治家默克尔，这就是今天的局面。西方“内讧”，出现一系列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多边主义的言行，给那些视西方为主心骨的国家带来无序感。
西方的衰落、西方的没落、西方的堕落，开启了五百年来未有之变局。
西方的衰落
西方只是地方性概念，不过由于率先开启工业化、全球化而变成全球性概念，由于所有国家实现工业化走的都是西方道路，将全球化概念上升为普世性概念。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无一例外。
中国工业化既是向西方开放、借鉴西方经验的结果，也是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结果，其工业化规模和成就超过历史上以往任何先例，欧洲近代领先世界的时间段甚至短于中国的周朝。这让那些自认为代表普世价值或融入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都感到不安。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被西方殖民的一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戳穿普世价值的皇帝新衣。“名非天造，必从其实”。西方是一个地方性概念，这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面对十亿级的工业文明强势复兴，慕尼黑安全会议（MSC）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如此感慨：“在欧洲只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小国，另一类是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小国的国家。”剑桥大学学者斯蒂芬·哈尔珀也曾感慨，“正如全球化让世界变小。中国让西方——其价值观、原则和标准——变小”。
西方的没落
西方的没落是德国人的命题，认为英法代表的西方已经没落，需要德国去拯救。肇始者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代表作《西方的没落》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他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因此,“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它们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就这样，《西方的没落》以文化解构文明，以“德意志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成功让德国精神上站起来。然而，今天的德国能挽救西方的没落吗？默克尔似乎被寄予厚望。但德国作为战败国，并且从未领导西方，国内、欧洲内部遭受民粹主义和反欧势力的抵制，国际上遭受美国打压，显然难当此任。
西方的堕落
自由、平等、博爱，曾经引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如今，这些口号正在压垮西方。西方反对西方，现在的西方被过去的西方打倒。就以民主为例。中国学者曾称“选举扼杀了民主”，如今，公投更是民主自杀。西方政客动辄搞或威胁搞全民公投，这是制度无能和不负责任的表现。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推动英与欧盟关系举行全民公投，本来想一了百了，没想到玩砸了：英国人选择了脱欧。脱欧公投也让英国年轻人和老人、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口之间产生了深刻的、持久的裂痕，简而言之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分别站队了。更为糟糕的是，特雷莎·梅重演提前大选玩砸了的悲剧。深层的问题是，否决机制会开始流行，社会碰到危机时，大众会更容易联起手来惩罚本国的领导人。由于全球化的澳大利亚飞镖效应，金融、债务危机演变为政治、社会、价值观危机，民主越来越呈现“坏”的一面。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只是因为有祖上留下的家产，还可以继续挥霍一下，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怕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其结果是，近年来欧洲渐感被自诩的“西方”给忽悠了。美国很少自称“西方”而是“国际社会”，“西方”是拿来忽悠欧洲的。《西方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est）一书的出版，典型反应了这种情绪。欧盟深知，当美国成为地区强权之日，也就是欧洲在世界上边缘化之时。
中国如何应对
事实一再提醒我们，要告别近代，走出西方。可喜的是，中国思维方式正在超越西方，超越零和博弈，不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而应该防止西方过快衰落。原因有三：
一、我们在跟一个西化的世界打交道。发展中国家中，包括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二元性非常明显--经济基础是发展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是西方发达国家那套。西方的衰落、没落、堕落，不能短期改变这一历史性现象，反而让它们失去方向感，加剧世界的动荡，不利于国际秩序稳定，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
二、中国是取经文化，所以难以取代西方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西方的制度、西方的秩序、西方的文化，仍然要支撑国际体系相当长时间，而中国崛起尚无力提供西方那样的公共产品，必须寻求与西方的合作。
三、一个不自信的西方更可怕，更会阻止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建设。简单唱衰西方，不仅不现实，还是不负责任的体现。中国需要历练，如何应对一个衰落、没落乃至堕落的西方，减少世界不确定，是中国面临的巨大考验。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西方正通过追求规则导向的全球化，参与“一带一路”，希望继续主导全球化进程，或阻止中国主导这一进程。如果说“一带一路”开启的是发展导向的中式全球化，如何处理与西方开创的规则导向的全球化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带一路”合作机制能走多远，能走多快。“一带一路”尝试连接中外，融通古今，聚合南北，打通东西，拉开了发展导向的全球化与规则导向全球化的博弈。
笔者在《海殇》一书中指出，中国崛起必须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惯性思维，摒弃“复古” 与“接轨”的迷思，以当年包容佛教的精神包容西方，并通过复兴中华原生文明，创新人类文明而确立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一带一路”通过再造中国而再造世界，再造世界而再造中国，包容西方又超越西方。防止西方过快衰落，仍然是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王义桅,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海外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