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是一项“话语言说”工程。说什么，怎么说，对谁说，说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地方说，用什么说……等等，都需要在保证中华文化核心内涵的前提下，根据实际交流情况灵活选择言说方式。这就要求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传播首先必须服从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规划和目标，在充分了解沿线国家文化生态基础上，科学确定要传播的中华文化内涵，明确建设目标，梳理融入路径，创新传播方法，夯实基础研究，实现重大理论创新。
变革创新是“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在用“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创造世界发展史上一个新的“中国时代”，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事业大，问题新，障碍多，声音杂。作为传播主体，我们必须确立最具针对性、最重实效性的传播策略，以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应对沿线各国文化的复杂形态，以传播方法的多元应对各国文化结构的多元，以不断创新的新技术应对各国不断增加的新需求，以真诚的尊重态度赢得各国真诚的尊重，以良善之心应对万变之势，以自省的心胸容纳各色异见，以积极的行动应对消极的怀疑……最终构建出一个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动因，以文化和谐共存为目标，以相互理解和尊重为原则的“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多元运行机制，形成创新理论体系，以保证中华文化在沿线国家的国际传播健康、稳定、科学、可持续。
为了促进加快这一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我们目前还要尽快从宏观研究视角切入具体方法研究；从重复性阐释向形成创新性理论转向；从注重成果数量向关心创新观点转变；从研究单独现象向系统整合研究转变。“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世界之路，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也是中国的世界之路，所以，“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也是沿线国家和全世界都应助力、协力完成的工作。“一带一路”中华文化传播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应该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基础上，科学发掘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逐渐向文化强国形象转变，更加客观准确梳理中华文化与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如何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目前，我们应着眼于理论体系建构，尽快突破相关概念界定的局限性，深入挖掘“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各自的内涵以及彼此之间如何有机结合，尤其是如何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提炼适合“一带一路”的中华文化元素，并基于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多角度、多维度分析中华文化的“一带一路”适应性及对应传播策略，进而深入研究中华文化的内涵、功能、传播方式、理论建构等问题，推动“一带一路”和中华文化在沿线国家的传播向纵深发展，同时扩大影响弧度。在此基础上，中国相关部门、学界和全社会应密切合作，联合沿线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力量，从学术、技术、机构、人才、质量评估等层面，逐渐打通“一带一路”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各自独立的研究格局，集中国内外研究力量、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者全程参与系统研究，形成统一理论和实施办法，确立“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整体观，从内容、方法、目标等方面集中规划，从而保证相关研究和实践集中于统一中国话语体系、统一发展道路、统一实施目标。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建构“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推动“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自信以及中国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引领中国走向全面复兴。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