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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2020年下半年的艰难时期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引起各方瞩目，期待其利用欧洲主要大国的地位，推动欧盟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提升行动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德国上任伊始也提出“共同让欧洲再次强大”的口号，拿出涵盖疫情应对、气候保护、全球伙伴关系等重点议题的施政纲要。而今，轮值期限已到，从其实际表现看，德国基本经受住了过去半年间出现的重重政治考验，整体上发挥了欧洲大国的责任担当和领导角色，引领欧盟的战略自主、绿色转型和数字创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签订更是在最后一刻为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增添了浓重的收官之笔。面对波诡云谲的欧洲和全球大变局，德国交出的答卷事关欧洲未来。
新冠“世纪疫情”的扩散及其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停摆令欧洲陷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德国承担起重塑后疫情时代欧洲未来的使命，誓言打造“新冠轮值主席国”，将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列为施政的重中之重。
由于公共卫生政策权限在成员国，欧盟层面难以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的蔓延。对于欧盟及其轮值主席国而言，应当尽到的职责就是协调各国防控政策。自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以来，欧盟进一步改善防疫政策的协调以及重要医疗物资的共同采购，部署和推进疫苗的研发、采购、审批和接种工作。
而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在财经政策上创造条件，克服疫情造成的经济萧条，主导疫后的经济复苏。欧盟财政纾困计划的推出一波三折，7月中旬，经过四天四夜的漫长谈判和对方案的反复修改，欧盟特别峰会就创纪录的1.8万亿欧元欧洲经济复苏计划和多年财政框架达成一致。此后，欧盟财政计划一度遭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否决，直到轮值期间最后一次欧盟峰会上，德国提出妥协折中方案，方才最终扫清财政计划的审批障碍。回顾欧洲复苏计划的出台过程，德国全程发挥关键作用，复苏计划的通过维持了欧洲团结，印证了欧洲的行动能力，也毫无疑问成为德国轮值期间最主要的标志性成果。
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还推动了气候保护、数字、欧美关系以及安全防务等领域的进展。比如在数字政策领域，一方面，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在全球率先拿出《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并计划自2021年底起征收数字税，以扩建欧洲“数字主权”，影响塑造全球数字市场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提高欧洲在未来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夯实欧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动德法企业实施“盖亚—X”项目计划，建设欧洲自己的云存储架构和标准，并推动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技术等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
然而，在难民、非洲政策和欧盟扩大领域，德国成果寥寥。这三个问题均关乎欧洲周边的安全与稳定，对欧盟的意义不言而喻。它们之所以被搁置或推后，不全是因为疫情影响，很大程度上还是归因于欧洲内部在这些议题上的顽固分歧与利益博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轮值主席国期间，无论是在一体化建设，还是在对华政策领域，德国总理默克尔均比以往更加积极主动地引领和塑造欧盟层面的政治议程、基本路线和发展方向。
在一体化建设领域，默克尔在欧洲复苏计划的出台过程中做出罕见让步，与马克龙共同提出设立欧洲复苏基金的纾困计划。即便在欧债危机期间，德国都没有松口逾越财政纪律“红线”，此番主动提议由欧盟在资本市场举债并无偿救助重灾国，看似出人意料，但也有迹可循。第二次轮值主席国时间上接近默克尔政治生涯的终章，今年9月德国将举行大选，默克尔已经表示不再参选，再加上遭遇疫情这一历史性考验，促使她打破长期以来对于财政一体化的禁忌，也体现了其打造欧洲政治遗产的意图。在促成欧盟财政预算和复苏计划的过程中，默克尔发挥关键斡旋作用，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对于她而言，欧洲团结、战略自主、利益平衡、气候保护与数字化转型，均是其欧洲政策中的关键词。
在对华政策领域，默克尔高度认可中欧关系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是在任期间访华最多、最了解中国的欧洲政要之一。她高度重视对华经贸利益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中欧关系作为轮值主席国的外交政治优先事项之一，并倡导9月14日在莱比锡召开“中国-欧盟峰会”。此次领导人会晤虽然由于疫情影响并未实现，但仍按原定日期召开了中德欧视频峰会，建立起中欧绿色和数字高级别对话机制。此外，默克尔一直力促年底前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
在对华交往中，默克尔贯彻利益与价值观相平衡的思想，主张既要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又要有效代表欧洲利益，其对于中国的定位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者，这种相对全面均衡的中国观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整个欧盟，为其对华关系定下了“接触”而非“脱钩”的基调。中欧在年底前最后一刻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了双方领导人2019年4月设定的谈判期限，不仅为将近7年的谈判顺利收官，为当前经济低迷、疫情形势严峻的欧洲注入增长动力，而且也为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