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联邦和各州在当前的《联邦和各州高等学校协定》(Hochschulpakt,以下简称《高校协定》)基础上又为未来10年签订了后续协定,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德国各高校。续签的《高校协定》被称为《大学学习和教学未来协定》,旨在持续提高科学界水平、确保大学学习名额。新的协定不再设期限,计划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联邦每年资助高校18.8亿欧元,2024年起将长期每年资助20.4亿欧元,联邦州参与资助的数额和联邦同等。
续签协定谈判是一场艰难的拉锯战,谈判代表在德国科学联席会(GWK)中进行秘密商议,其中关于书面协议、模型计算和达成一致等谈判内容还是传到了公众耳朵里。因为它是现有计划的延续,因此各方据理力争的原则是在未来得到最大的支持,绝不能比现在的少。因此联邦政府与16个州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令人不解的是,谈判几乎只涉及了财政问题。高校一如既往地表示资金长期不足。在讨论究竟应该把钱花在哪里之前就开始争吵资金分配问题,似乎没有人觉得这样不对劲。有消息称,联邦和各州事先达成了一致:避免在谈判结束前开展公开讨论。但是谈判结束再讨论就没什么意义了。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讨论肯定不会发生。《高校协议》是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行政协定,该协定无需联邦议院或州议会的表决。或许社民党(SPD)议会党团会有一些勇敢的反对声音。公众似乎对新协定将在未来数年对德国高校有何影响兴趣不大。
这使得这次新协定有别于最初的协定。第一份协定是各州教育主管部门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的结果。21世纪初,八年制中学制度的引进使得各州的高级中学毕业率在短期内翻了一番,最初的《高校协定》提供的有限资金需要应对这一状况。即使各州又取消了八年制中学制,后续协定的资金总额却一直再增加。大学生人数的增加使得师生比例失衡。同时期实施的博洛尼亚高等教育改革也进一步加剧了矛盾,因为原本预计本科毕业生中只有三分之一有科研意向的学生留校深造,但事实是,留校深造学生人数大大超出预期,这导致研究生阶段师生比例变得严重失衡。
现在已经几乎可以预见,新续订的《高校协定》中数十亿欧元也不会改变这种状况。原因在于:首先,据估计每年通过高中毕业考试的毕业生比例会持续增加;其次,无需高中毕业证书就能上大学的途径越来越多。目前,《高校协定》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高中学生对上大学的需求。令人惊讶的是,并没有人质疑,所谓的问题解决方案(即为高校提供越来越多的资金)是否就是本来问题的一部分。那些只在乎大学学习名额和学位而不讲求学习质量的人混淆了手段和目的。这种混淆不仅存在于加强《高校协定》的讨论,也同样存在于德国的“精英战略”(其第一阶段称为“精英倡议计划”)。
精英倡议计划的评估报告——2016年的《英伯顿报告》(Imboden-Bericht)指出,虽然根据图书馆数据显示,精英大学发表了更多的国际期刊论文,但这一数据只能证明“更多的研究经费意味着更多的出版物”,就像更多的大学学习名额意味着有更多在校生和毕业生一样,研究经费增加却并不能意味这些出版物的质量的提升。报告指出,获得精英计划支持的大学在精英计划之前就在顶尖刊物产出中占有很大比例,这一趋势在得到精英计划支持后“顶多边缘性地”得以加强。数十亿欧元仅仅换来“边缘性”加强?报告指出,精英计划至少还是实现了一个目标:高校差异化日益显著。因此,评估报告表示,德国大学体系中“所有大学地位平等”的幻想终于被“埋葬”了。
再回头看看《高校协定》。“精英计划”一边埋葬高校平等的幻想,《高校协定》一边又再次将其挖出来。毕竟,该协定在资金分配方面受到联邦平衡的指导思想影响。因此,《高校协定》谈判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协调德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精英战略”和《高校协定》这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之间的关系?英伯顿评估报告表示不满的是,为大学投入的基本经费额度主要是由学生人数决定的。“容量规定”(Kapazitätsverordnung)中规定,每个新增的教授岗位都会为其自动匹配相关领域的学生名额。可是这一理念与通过更强的差异化促进科研质量的目标是无法统一的。《高校协定》对于高校差异化并不感兴趣,它希望提高大学学习质量。总而言之,《高校协定》和计划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英伯顿评估报告指出,“原本应该承担教学任务的资深学者(而不是临时的合同教师)通过精英战略的成果从这个麻烦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们不太成功的同事的教学负担。这样就形成了两类群体:从事科研的精英和从事教学的其他人。这就是德国高校的未来吗?
2018年5月,科学理事会在《高校协定》延续的会议中呼吁“大幅度”提高增设的永久岗位的长期资金。特别是因为如今“大学入学资格明显的异质性”要求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对此已经达成共识:未来《高校协定》资金分配的核心标准是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学业的学生数量。这取决于教学质量。但教学质量取决于什么呢?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HRK)确信,教学质量“本质上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基本经费”。
目前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科学委员会、联邦教育和科学工会(GEW)、“良好科研工作网络”(NGAWiss)甚至德国联邦教育部似乎都已经达成一致:新《高校协定》应该创造更多的永久性工作岗。这显然和之前的《高校协定》大相径庭。原则上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带来一个问题,教学质量的提高是否不仅需要更多的工作岗位,还需要更多不同的工作种类。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各高校将产生巨大矛盾:是维持现有的结构,只是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创造更多永久岗位?还是改变现有结构?
波茨坦大学目前开展的争论具有启发性。波茨坦大学想将师范生名额从目前的650个增加到1000个,学校领导认为,为此应增设以教学为重点的工作岗位。该大学评议会已于2015年决定将讲师每学期的额定教学工作量从每周8个学时增加至每周24个学时,这一决议增强了偏教学型和偏科研型教师的区分度,学校领导解释说,学校战略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改善师生比例,增加区分度是该战略的一部分。这听起来很合理,但这在联邦教育和科学工会和“良好科研工作网络”掀起了一阵风暴。“网络”的立场明确,他们希望增加永久性工作岗位,但不希望是以“在科学工作者团体中建立阶层差距”为条件。“科学工作者”这个称呼会因此变得有讽刺意味,纯教学岗位被人公然轻蔑地称为大学工作人员的底层。只要教学无法带来学术声誉,这种蔑视就会一直存在高校体系中。新的《高校协定》中的数十亿欧元是否会改变这一点,还有待观察。
这次除了续签《高校协定》外,联邦和州还续签了另外两项协定:其一为《高校教学创新协议》,前身是2008年开始的《教学质量协定》,用于资助优秀高校教学的模范项目,截至目前所有资助由联邦提供;其二为2005年生效的《科研与创新协定》,联邦和各州共同出资扶持高校之外的研究机构,例如弗劳恩霍夫协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等。
(根据《法兰克福汇报》(FAZ)网络版报道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