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逝世前总理——普法尔茨人赫尔穆特·科尔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6月18日评论 身着毛线开衫、去桑拿浴室，而不是穿着正装三件套、去阿德隆豪华宾馆——很多知识分子都觉得科尔不够好，那是他们的政治观点使然。
在德国，对赫尔穆特·科尔逝去的悼念中还掺和着一丝姗姗来迟的补偿意味。那些在科尔在世时漠视其政治生涯中丰功伟绩的德国知识分子终于在他离去之后对其不吝溢美之词，这是对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肯定。科尔在两德统一前还因身材被这些知识分子戏称为“鸭梨”，在统一之后才有了可爱一点的名称“普法尔茨人”，他十六年执政生涯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是在这之后，“科尔体制”受到严厉谴责。即便是科尔逝去，那些知识分子的这种傲慢也分毫未减：左翼的《日报》在封面附上一张茂盛的墓地饰物图片并配以“繁盛之景”的标题来嘲讽总理的逝世——他们必须为这种不敬道歉。
从这些对科尔的蔑视中不难看出这是德国知识分子一贯的配方，他们用戏弄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对领导人政治功绩的无知和虚荣心。当这些知识分子在他面前输了的时候，他们希望自己至少可以带着智慧的微笑打趣一下这位“直觉政治家”来挽回颜面。因为，在他们看来，愚蠢的农民总要挨一下亚里士多德般智者的鞭子呀。
不仅仅是左翼自由派和思想前卫的知识分子抱怨科尔的“猪肚香肠政治”，甚至保守派对待科尔的态度也好像科尔没有能力、是个半吊子、破坏了政治的理想形式。这也是弗朗次·约瑟夫·施特劳斯，赫尔穆特·施密特与理查德·冯·魏茨泽克认为自己比他更好的原因之一；以及为什么“消极等待”是左翼与右翼的批评者对科尔政治的惯用批评语，他们认为他缺少“进步的”焦虑、缺少拿出简单解决方案的潇洒和理想主义。
而对于科尔的成见则在其政治生涯晚期达到顶峰，人们指责“科尔体制”将共和制臣服于封建统治。当时的原因在于政治献金丑闻以及基民盟骨干与他这匹“老战马”划清界限。其中固然存在一些合理的批评，但妒意昭然若揭，毕竟有这样一位政治玩家，他不靠抽象的智慧而是凭借人情世故、经验与拥戴施展权力。与其他昙花一现的政客不同的是，科尔既没有将机制与决策的复杂性变得更加高深莫测，也不会让人觉得一切都如此容易。
在那些对于各种形式的民主民粹主义都持批判态度的精英看来，科尔对待统一的态度至今肯定仍然很可怕，因为科尔认为两德统一事关人民，民众也早已看透那些最精明的人在遭到报应时才恍然大悟的事情。科尔和精英们的风格迥异，他身着毛线开衫、去桑拿浴室，而不是穿着正装三件套、去阿德隆豪华宾馆。权力美学家认为这是落后的小市民气，因为他们看高形式却低估内涵。从美因茨到波恩的变化之大相当于今天从“乡下”一跃到柏林，其中还另有一个原因：因为后者空气稀薄，声音嘈杂，政治险恶，而绝不是因为首都的政治文明已经开始，地方政治却尚未觉醒。
这种“好都市”与“恶乡下”的对立观念是德国特有的遗忘症，科尔在十六年的政治生涯中证明了它没有任何前途。普法尔茨——或德国任何一处历史景观—并不是残缺或落后的代名词，而是微小的伟大之中的伟大的微小。这表现在德国与法国在大革命之后的紧密联系，它带给国家和人民早期共和体制的影响与淡定的生活方式。没有这种德国“乡下”的多样性，两德统一希望渺茫，并成为那种毫无特点的权力机器，科尔的批评者对这种权力机器的批评恰恰是利用科尔贫困的出身作为理由。这位统一总理虽然让人设计了象征这种担忧的总理府建筑，但是却从未能迁至于此，这是一个时代的讽刺，
对于“科尔体制”的谴责，本质上是基于对政治如何运作的误解。其他总理在执政方式上和科尔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们的任期（还）没有那么长。而且，对于用“消极等待”态度对待国家问题的指责并不只专门针对科尔时期。他的执政风格更多是浓缩了阿登纳把宪法、政党与议会作为手段的方法。人们能为之着迷，也能变得异常清醒。因为这种政治并不植根于在德国广泛存在的对精神与权力和解的向往，而是倾听了这位普法尔茨人的简单信条：最关键的是最终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