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希腊大选结果以及欧盟和德国对选举结果的反应
由于希腊时任总理萨马拉斯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未能在议会获得180张足额票数，希腊不得不提前举行全国大选。选举前，当时的在野党——左翼激进联盟（Syriza）的支持率就始终领先，这个以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为首的政党呼吁减记欧洲中央银行和其他国际债权人所持有的希腊债务，并称将在上台后寻求重新协商希腊救助协议，公开向德国力主的以严厉的财政紧缩和节俭为核心的改革路线叫板。
在2015年1月25日的大选中，左翼激进联盟的得票率达36.34%，在新一届议会中占有149个席位。根据希腊宪法的规定，参选政党只有在议会的300个席位中拥有半数以上席位，即151个议席，才能单独组阁，否则必须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因此，左翼激进联盟选择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独立希腊人党共同组建了执政联盟。后者在大选中获得了4.68%的选票和13个议席。齐普拉斯不出所料地成为希腊的新总理。
希腊左翼激进联盟的胜利震动了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欧盟虽然愿意与总理齐普拉斯进行妥协商谈，却又害怕其他欧盟国家也会背离改革路线，即出现极左政治力量的复兴。希腊大选投票的当天夜里，西班牙极左翼政党“我们能”党（Podemos）在布鲁塞尔的一家餐馆举行竞选派对，其成员为左翼激进联盟在雅典不断增加的选票数量而欢呼。在随后的周末，数万名Podemos支持者在马德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2月初，西班牙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Podemos的支持率高达27.7%。Podemos与希腊左翼激进联盟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与诉求极为相似，即终止欧洲严厉的节俭方针。
欧盟方面最为担忧的就是这样的政治模仿效应，一位欧盟高级官员称：“如果左翼激进联盟真的能够终止节俭和改革方针，这将会极大地推动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法国主张类似诉求的运动。”
因此，欧盟对希腊新政府的表态十分坚定。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敦促新上任的希腊政府与欧盟合作：“希腊必须接受欧洲”，欧洲了解“希腊人的普遍痛苦”，但希腊也必须尊重欧洲其他地区的“民意”。
德国在这方面的态度则更是强硬。早在希腊大选之前，面对左翼激进联盟的竞选主张和民调优势，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联邦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就表示：希腊退出欧洲货币联盟是“可承受的”。这也是德国在欧债危机爆发后首次做出这样的表态，因而引发舆论的热烈讨论，“Grexit”（希腊退出）成为热词。对于此次表态，默克尔给出的理由是：自欧债危机在2012年发展至顶峰以来，欧元区已经取得了重要进步。即便希腊退出欧元区，传染至其他国家的风险也很有限，因为葡萄牙和爱尔兰已经完成了财政整顿。此外，欧洲稳定机制（ESM）已经构建起强有力的救助机制，而银行业联盟则保障了大型金融机构的安全。
二、希腊新政府上台后的政策以及与欧盟间的博弈
齐普拉斯一上台，他所领导的希腊政府就开始兑现竞选诺言，宣布提高养老金，为已经离职的近1万名公职人员提供新的工作岗位，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放弃公共资产的私有化。但最现实的问题是，希腊的国家财政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些养老金、公务员工资和社会福利金。
光从表面上看，根据上届希腊政府制订的2015年财政预算，目前希腊的财政状况很稳定——希腊几乎实现了财政平衡。但2014年11月在希腊宣布重新选举之后，由于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希腊的新增投资急剧下滑，股市暴跌，海外投资者已从希腊撤出了超过80亿欧元的资金。原先预计2015年2.9%的年经济增长率几乎不可能实现。如果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希腊的国家财政收入必将受累。
据希腊新政府自己的测算，要兑现上述承诺的计划将至少增加120亿欧元的财政开支（作为参考：2013年，希腊全国的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为1080亿欧元）。
更何况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所谓“三驾马车”）原本就没有接受上届希腊政府表面上貌似平衡的财政预算，认为其中存在约25亿欧元的计算漏洞，并因此将第二期救助计划的最后一笔款项——72亿欧元的拨付时间从2014年底推迟至2015年2月28日，并要求希腊在上述时限前拿出令人信服的改革和紧缩措施。2015年2月20日则是“三驾马车”接受希腊申请延长救助协议的最后期限。
为了争取支持，齐普拉斯及其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Giannis Varoufakis）一上任就开始在欧盟进行游说“路演”，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效。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尊重希腊的大选结果和民意，但希腊必须遵守欧盟的规则，并在国家债务上信守承诺。他还强调了欧元区成员国对共同货币所肩负的责任。
对于日益逼近的提交延长救助申请的最后期限，“明镜在线”在评论文章中称：希腊与欧盟之间进行着“懦夫博弈”，就像两车面对面快速地相向行驶，谁避让，谁就会输，但如果都不避让，那就会两败俱伤。在这场博弈中，希腊新政府最终选择了先行避让。这当然与希腊面临的紧迫的资金困境有关。据希腊财政部测算，如果齐普拉斯兑现竞选承诺，在无外部资金支援的情况下，希腊的财政资金3月底便将告罄。如果考虑到即将到期的欠款，希腊在6月底前需要40至50亿欧元方能度过难关。
2015年2月20日，在齐普拉斯上台3周之后，希腊与欧元集团达成了初步妥协，即希腊承诺继续推进改革，以换取2月28日到期的援助计划再延长４个月。2月23日，希腊按约定提交了改革措施清单，包括财政结构改革、金融稳定及促进增长政策三大方面，涵盖了强化租税稽征，打击偷漏税、走私及贪污，全方位节约政府支出，改革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及商业环境等，并承诺不会在已经完成的国有资产私有化项目中出现倒退，并尊重目前正在进行的私有化进程。欧元集团在24日下午发布了书面声明，称“三驾马车”对希腊的改革清单表示满意。经欧元区财长表决通过后，欧元区各成员国启动国内审批程序。2月24日，德国联邦议会已经表决通过。这也就意味着，希腊获得4个月的救助延期已基本没有悬念。
三、希腊风波背后的问题
这一次希腊风波的背后隐藏了两个问题：第一，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方面所主张的节俭方针是否能帮助希腊摆脱危机？第二，希腊退出欧元区是否可行？
针对第一个问题，先来观察希腊的经济发展状况。从表1和表2中可以看出，直到2013年，希腊和欧元区的整体经济增长率虽然有所好转，但都还在负数区间。希腊的经济加速下滑势头直到2012年方才得到遏制，但至今仍深陷经济衰退的深渊。希腊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从危机爆发起不断上升，2012年跃升至逼近四分之一的惊人高位，而且至今尚未摆脱一路攀升的态势。
表1 欧元区及部分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
（2008-2013年，单位：%）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
欧元区 | 0.4 | -4.4 | 2.0 | 1.6 | -0.7 | -0.4 |
德国 | 1.1 | -5.1 | 4.0 | 3.3 | 0.7 | 0.4 |
希腊 | -0.2 | -3.1 | -4.9 | -7.1 | -7.0 | -3.9 |
表2 欧元区及部分成员国年平均失业率
（2008-2013年，单位：%）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
欧元区 | 7.5 | 9.5 | 10.0 | 10.1 | 11.3 | 12.0 |
德国 | 7.4 | 7.6 | 7.0 | 5.8 | 5.4 | 5.2 |
希腊 | 7.8 | 9.6 | 12.7 | 17.9 | 24.5 | 27.5 |
表3 欧元区部分成员经常账户余额GDP占比
（2008-2013年，单位：%）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德国 | 6.2 | 5.9 | 6.4 | 6.8 | 7.4 | 7.5 |
希腊 | -14.9 | -11.2 | -10.1 | -9.9 | -2.4 | 0.7 |
对于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国际收支状况是最直观的经济指标。在表3中可以看到，2008年以后，希腊的国际收支数据开始逐步好转，2013年时经常性账户中已经略有盈余。但结合进出口数据可以判断出，与德国进出口双增长，且出口增幅大于进口不同，希腊国际收支情况的改善是源于进口的大幅减少，而非出口的实质性增长。而进口减少的原因正是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需求严重疲软。内需不足虽然从表面上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但其在抑制进口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生产和就业，这必将使经济增长变得遥不可及。在这样的状态下，希腊也几乎不可能真正通过提振国内生产，实现实质性的外贸盈余。
可见目前严厉的节俭措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希腊的财政预算和国际收支数据，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可持续性的。希腊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因此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既然欧盟的节俭方针明显无法帮助希腊重振经济、摆脱危机，那么增加投资、放宽财政是否就能有效刺激希腊的经济增长，从而提升就业并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希腊工业薄弱，从根本上缺少有效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增加的资金投放根本不可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而只会推高通胀，使希腊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恶化。不过，目前的节俭方针虽然无助于希腊的经济增长，但它可以倒逼希腊进行内政改革，例如精简公务员队伍及相关开支，打击腐败及偷税漏税，等等。另外，对于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尤其是像德国这样的救助出资国而言，勒令节俭不存在道德风险，是其国内政治接受度最高的方案。
针对第二个问题，放眼如今的欧元区，希腊的确是明显的“掉队者”。在“希腊退出”问题上，有观点认为，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就能剔除“垫底的差生”，提升欧元区的稳定性。这样的观点显然过于肤浅。
首先，目前希腊所欠下的国家负债总额达3217亿欧元，欧洲稳定机制、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在其中所占的份额高达80%，德国的份额为649亿欧元。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并宣布国家破产，无疑将给债权人带来巨额损失，并引发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所以，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态度强硬，但正如《明镜》周刊所言，一旦“希腊退出”成真，她必须“考虑如何向德国的纳税人交待”。
其次，从图1中可以看出，希腊的出口本来就不强，因此对希腊本身而言，即便退出欧元区，也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改善其国际收支和经济增长状况。况且希腊外债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希腊政府已经接受的援助贷款，它们在本质上是希腊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的外交条约。此外，还有660亿欧元的可交易债务是在外国法律的规制下发行的。因此，希腊即便退出欧元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国际债务。若不偿还这些债务，希腊的新德拉克马将不能成为可以在全球范围进行交易的货币。高盛集团在相关报告中称，这将会导致希腊贸易的完全崩盘，进口商将拒绝接受德拉克马，“即使是希腊人也很难被说服持有任何德拉克马”。
第三，希腊退出欧元区将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触动欧元区其他经济弱国，引起极左政治力量的复兴，例如上文中曾提到的西班牙极左翼政党Podemos，从而影响到当前改革措施的实施和欧元区的整体稳定。
再有，欧元区目前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退出机制，因此“加入欧元区是不可逆的”被市场视为不成文的规定，希腊如退出欧元区，就相当于推翻了这一规定，这将会损害市场对欧元的信心，欧元将被视为一种增强版的固定汇率安排，而非真正的货币。
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将会推动欧洲的相关政策制定者确立欧元的退出机制，即除了国际法的相关原则，针对退出欧元区的国家如何转换成新的货币的详细规则。而这样的规则将使不同地区、不同持有人、不同形式的欧元的价值变得明朗，这意味着欧元区单一货币内生缺陷的显性化。因此，退出机制的制定是有必要的，但也将带来风险。这可能也是欧元区始终没有着手这项工作的原因之一。
目前欧元集团与希腊顺利达成妥协，而德国联邦议会率先表决通过妥协方案。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欧盟、德国，还是希腊，各方都很清楚，至少在目前“Grexit”并非一个好选择。从短期来看，厉行节俭，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缩减公共开支，变现国有资产，一边稳固财政，一边积极寻求国际援助以及海外债务人的谅解，这是希腊没有选择的选择。但一味紧缩绝非希腊债务危机的解决之道，也无助于欧元区的长久稳定。因此从长期来看，如何寻找希腊的经济增长点，如何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宏观经济均衡性将是欧元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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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所有表格的数据来源均为欧洲统计局，表格中欧元区数据均根据成员国的实际数量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