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衰退下的强心针
《南德意志报》8月19 日 马丁·布鲁德米勒(Martin Brudermüller)凭借其提出的新“2010议程”引起了巨大反响。鉴于当前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他提出要进行一项包括税收、监管与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广泛改革。经济学家也看出了改革的必要性，但他们想要的却是不同于施罗德政府“2010议程”中所提出的改革重点。
据联邦银行推测，在经历第二季度的衰退之后，德国经济将在这个夏天持续低迷。在这一背景之下，巴斯夫董事长布鲁德米勒警告人们不要急于行动。“我建议人们要进行更为彻底的讨论”，他对德国《商报》如是说道。他夸赞“2010议程”是使战后德国经济形势大好的最伟大的举措之一。联邦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在2003年提出一项备受争议的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对职业介绍的改革、“哈茨法案”和对养老金增幅的限制等。此外，他还降低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应缴所得税的工资标准。
波恩的经济学家伊莎贝尔·施纳贝尔（Isabel Schnabel）十分赞成布鲁德米勒所提出的新“2010议程”。“通过一项可靠并且长期的政治战略来降低家庭和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这从经济角度来看也是收益满满的”。但当前的改革重点肯定不同于施罗德时期，当时的侧重点主要在于社会福利。施纳贝尔所视作的挑战包括“生产力的小幅增长、不充分的基础设施建设、气候保护和所面临的专业人员缺失”。因此，她想提出一项新的议程。
布鲁德米勒肯定也参考了施罗德“2010议程”的内容：也正因此，他在着眼于数字化的同时，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我们需要采取其他的商业模式”，他说道。很多人在做了一个工作后就不想换新的工作了。而这种模式“在如今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是不可能的。但施纳贝尔却并不这样认为。“2010议程”的改革成果不可能发生倒转。她认为人们无需再对已经足够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德国亲工会的宏观经济和景气研究所科研主管塞巴斯蒂安·杜里恩(Sebastian Dullien)也强烈抨击布鲁德米勒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的观点。
杜里恩认为德国在企业税收方面具有竞争力，他在施罗德时期就曾拒绝过降低企业所得税。他也在设法改善企业折旧条件。他认为，要想有效应对经济萧条，需要启用严格且有时效的折旧手段。施纳贝尔认为，若是德国经济陷入更深的低谷，人们有必要采取一些有利于改善经济的举措：除了更好地对投资进行折旧之外，还可以提前停止征收团结互助税。
和布鲁德米勒一样，杜里恩也认为德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不景气完全不足以和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大萧条相比。他也想要改善德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人们的购买力并未降低。眼下重要的是对企业的支持。”为此，他设想政府在改善企业折旧条件的同时，还要制定10年内为企业拨款450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
“三分之二的德国企业表示，他们因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受阻。”杜里恩认为，解决办法在于扩大数字网络、更好地看护儿童、修缮交通线路、将往返于大城市之间的火车的发车间隔缩短至半小时以及为气候保护注入更多的资金。他赞同布鲁德米勒的看法，在气候保护方面，比起声势浩大的某项举措，人们更需要制定一个总的规划。
德国Ifo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富斯特（Clemens Fuest）也支持布鲁德米勒发表的关于德国政治应该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增长和其作为工业国的未来的提议。但他认为，“新‘2010议程’这个概念还很模糊”。尽管德国在社会制度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但主要问题其实在其他方面。“人口变化造成劳动力缺失、革新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的同时，也对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压力。数字化和电动汽车等新技术的产生使重要产业经历了一次深远的产业结构变革。而这个变革又进一步导致不同专业水平的劳动者之间出现收入差距。我们必须要把环境保护、气候保护和更廉价、更安全的能源供给联系起来。而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提出新的设想。”
但在改革税收体系和监管方面，他和布鲁德米勒的观点不同。停止征收团结互助税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助益完全不能与其对人们的政治信任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提并论。“与此相比，我们更应该对企业所得税进行改革，以此为企业提供一个更有助于投资和研发的外部环境。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国家的监管水平，而不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监管。”
随着布鲁德米勒对“2010议程”的大肆褒奖，德国国内也就施罗德改革的影响展开了新的讨论。杜里恩认为施罗德在职业介绍等方面的改革是正确的，但他也批判施罗德改革不利于低收入人群以及“哈茨法案”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在他看来，人们对“2010议程”的评价过高。“即使没有‘2010议程’，德国经济也会腾飞。”但包括布鲁德米勒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却并不这么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