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及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同观·德国”专栏的第58篇。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让德国看到了发挥“调解人”角色、走一条“中间道路”的机会，为什么德国政府在这场危机中仍被批评“没有存在感”？
近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在加紧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俄乌关系剑拔弩张，似乎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中，被牵扯其中的不止俄乌两国。德国政府就面临在支持乌克兰和威慑俄罗斯方面做得不够的批评，而新任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社民党）也在国内外遭到批评，认为他在乌克兰危机中领导力不足。这场危机缘何而起？在克里米亚事件以来最困难的外交政策形势下，这一届德国联邦政府将如何提交答卷？
德国能否成为“调解人”？
乌克兰危机之所以发酵到现在的局面，背后存在多对矛盾，但最主要的还是乌克兰会不会加入北约的问题。正如德国联邦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绿党）所说：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列入议程，那缘何会成为带来升级为欧洲战争的危险？笔者认为，归根结底在于俄罗斯和北约的“安全困境”——有一方改善自身安全的努力，会导致另一方的威胁感越来越强，而后者又会做出反应，使前者感到更多的威胁，如此反复。因此，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每一次改善自身安全的努力实际上都会导致不安全的增加，因为双方在相互感知中变得越来越有威胁。
对于乌克兰而言，尤其在克里米亚并入俄联邦后，更加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急切寻求来自北约的安全保障。但是“安全困境”的前提是双方必须相互对称，所以乌克兰作为俄罗斯边境和北约之间的重要缓冲区，成为这种困境的诱因：对北约而言，乌克兰倒向俄罗斯或俄罗斯吞并乌克兰，会给自己造成威胁；俄罗斯也担心，乌克兰加入北约后，北约军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驻俄乌边境，对俄罗斯造成巨大威胁。“安全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双方就相互控制的制度达成一致。
美国和北约此前曾重申愿意进行对话，并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美国政府对俄罗斯要求的安全保障双边协议草案做出了书面答复，但美国拒绝了俄罗斯的关键要求。由此，双边对话陷入僵局，似乎需要一个协调者。
作为新联邦政府的第一份外交难题，德国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角色。2021年12月初，一群对俄罗斯有经验的前外交官和军官已经发表了一份题为《走出升级的漩涡》的呼吁。作为发起人之一，德国前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莱纳·施瓦布（Reiner Schwalb）认为，德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不仅因为柏林在欧洲的核心作用，而且对美国而言，柏林是欧洲和美国的一个接触点；就俄罗斯而言，德俄关系有一定的稳定性。慕尼黑安全会议负责人、曾长期担任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安全顾问的克里斯托夫-海斯根（Christoph Heusgen）也表示，德国在危机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上次已经这样做了——默克尔总理与（法国）奥朗德总统一起把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带到了谈判桌上”。
这种“诺曼底模式”对德国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由德国、法国、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国组成的非正式联络小组，是德国试图在寻求冲突的外交解决方案中发挥作用的平台。无论是德国总理朔尔茨还是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在关于乌克兰冲突的任何声明中几乎都提到这一点。但是在内阁组建之初就对俄发出强硬话语的联邦政府，能否复制默克尔的成功，将俄罗斯带回谈判桌并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德法也的确正试图在诺曼底框架内化解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扬了早些时候在巴黎举行的建设性的诺曼底形式的会谈。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还对2月初与俄罗斯在柏林继续以诺曼底模式会谈表示欢迎。与会者表达了对乌克兰东部停火的“无条件尊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突破性进展。据俄方称，会谈将于两周后在柏林继续进行，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正在维持威慑，准备制裁。
于是问题来了，美国已经进行了干预，并直接与俄罗斯谈论危机。那这与以德法为核心的诺曼底模式是否存在竞争？这难免让人想到欧盟和北约在共同安全和防务上的复杂关系。因此，似乎除了如何处理对俄关系之外，跨大西洋内部也存在触发矛盾的风险。
乌克兰危机使德国置于“团结危机”
就目前局势来看，在解决乌克兰危机这一问题上，北约被视为比诺曼底框架更有力的解决方案。德国政府已明确拒绝向基辅提供武器，并保持克制的做法，与美、英等众多北约成员国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并团结一致反对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德国也正在遭受偏离西方国家原本团结一致做法的批评，陷于跨大西洋关系和欧盟关系的“团结危机”。
在跨大西洋层面，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没有公开批评德国政府，但是美国媒体中跨政治阵营的批评已经先一步出现。《华尔街日报》对德国的可靠性问题给予了严厉的“否定”，并称柏林将把俄罗斯的利益置于西方的利益之前；《纽约时报》谴责德国政府不作为；彭博新闻社将朔尔茨列为“乌克兰危机中最薄弱的环节”，并以社民党的传统亲俄立场来解释这一行为；美国智库也纷纷对德国总理提出指责：哈佛大学东欧问题专家本杰明·施密特（Benjamin L. Schmitt）称，“柏林应该严重关切这种模棱两可的政策将导致其形象的长期损害”；大西洋理事会的雷切尔·里佐（Rachel Rizzo）说，拜登上台必须努力修复跨大西洋关系，“现在似乎是反过来了：是德国人要负责维修工作”。
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对于跨大西洋关系来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竞争”大于“相互增强”。对美国而言，一个内部存在矛盾的欧洲，比一个团结和强大的欧洲对自己更有利。特朗普时期，德法关于欧洲战略自主的呼声越来越大，法国总统马克龙更发出北约“脑死亡”言论，并积极为“欧洲军”倡议奔走。彼时，外交经验丰富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还能够在欧洲和跨大西洋关系间起到调节作用，在对俄施加压力的同时，也和马克龙一样，强调跟俄罗斯保持对话沟通的渠道，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现在的德国联邦政府似乎也想延续这样的外交智慧，在表明强硬的对俄路线的同时也发出更加团结的欧洲的呼吁。朔尔茨2月4日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谈到他访问美国希望实现的目标：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向俄罗斯传递明确信号，如果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将付出高昂代价。他还强调了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德国对北约的重要性及贡献。
但是这次乌克兰危机似乎表明，强硬的言语远比强硬的行动简单得多。在欧盟层面，波兰副外长希蒙·辛科夫斯基（Szymon Szynkowski）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说：“波兰认为只有三种形式是重要的：美俄双边对话、北约与俄罗斯的对话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对话”，“诺曼底模式对我们来说不是其中之一”。拉脱维亚国防部长阿提斯·帕布里克斯（Artis Pabriks）批评说，德国的对俄政策“完全不符合”北约和欧盟的要求。相较之下，法国避免公开对德国的批评。马克龙认为，乌克兰冲突进一步证明了他对欧洲主权的诉求，为了制定有效的危机政策，他需要德国伙伴在他身边。
虽然德国不希望过度依赖北约，寄希望于诺曼底模式，与法国一起找到一个欧盟框架下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但是，由于欧盟内部对威胁的认知存在差异，尤其是东欧各国认为俄罗斯对自身有着直接威胁，因此急切谋求北约的安全庇护，德国被迫处于孤立地位。
一个不强势的总理如何平衡内部？
在德国内部也引发了关于“失去作为合作伙伴的声誉”的担忧。安全专家沃尔夫冈·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批评了德国政府对危机的处理，并抱怨德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了损失，“我们的东欧伙伴越来越多地依附于美国和北约，欧盟的信誉受到损害”。朔尔茨可谓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
这种并不理想的危机处理方法根源于联邦政府执政党内部的分歧。“红绿灯”政府（由社民党、绿党、自民党组成）组建之初人们就担忧，社民党和绿党的分歧或为执政党内达成一致带来阻碍。很快，关于这次乌克兰危机总理府和外交部的不同意见就考验着朔尔茨的政治能力。虽然他和外交部长贝尔博克都明确拒绝向乌克兰运送致命武器。但是，相较于贝尔博克很早就提出莫斯科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付出“高昂代价”，包括停止“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肖尔茨在去年圣诞节前还宣布，有争议的“北溪2”是一个“私营部门项目”，审批过程“完全非政治性”，和乌克兰冲突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此后，朔尔茨花了四个多星期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将“北溪2”作为制裁工具摆在桌面上——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朔尔茨说“如果涉及到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一切都要讨论”。自此，“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成为社民党新闻发布会上的一个常规说辞，朔尔茨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也重复了这一表述。很明显，美国方面也乐于利用德国内部矛盾，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人们都乐于一种“捧一踩一”的论调。
不仅如此，就是社民党人自己在对俄政策上也没有真正的党内团结。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长曼努埃拉·施韦斯格（Manuela Schwesig）公开推动“北溪2”快速投入使用。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更是尖锐地批评了乌克兰政府，认为德国拒绝提供武器是“合理的”，俄罗斯集结部队是对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演习的反应。
事实上从克里米亚事件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在利用其国际话语权将之描述成“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在话语上为制裁俄罗斯获得合法性，也在舆论上一如既往地对俄进行污名化。而施罗德的言论给人一种印象，即俄罗斯不是侵略者，而是以俄罗斯为一方，乌克兰和西方国家为另一方，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西方的话语陷阱。社民党的批判者认为，要警惕这种“挺俄”（笔者认为，更确切的说是一种不“挺美”的言论）在社民党内部蔓延，社民党排除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可能性和施韦斯格公开推动“北溪2”的做法就在行动上予以呼应。
曾领导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绿政府”的施罗德并不认同当前联邦政府平衡美俄的表现，他还指责了贝尔博克挑衅俄罗斯的做法，很难让人不把施罗德和他的党内同事朔尔茨进行比较。施罗德在任时采取了不同于英美的所谓特殊道路，在对美和对俄问题上表现得十分强势，拒绝参与伊拉克战争曾一度让美德关系陷入冰点，亮相于普京的就职典礼也一度在德国国内引发批评。相比之下，朔尔茨并不是这样一位“强势”总理，当前，他不仅面临如何平衡总理府和外交部之间意见分歧的难题，其他德国政党也敦促他反驳其党内同事。虽然在西方媒体和政治话语中，朔尔茨对乌克兰危机的表态被美国及其盟友批评为“优柔寡断”，但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表现。
总的来说，这场以乌克兰为诱因的美俄“安全困境”让德国看到了发挥“调解人”角色、走一条“中间道路”的机会。但是，社民党内部、执政党之间尤其是总理府与外交部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及欧盟层面的不统一削弱了德国的行动力。这个不太强势的伙伴如何与马克龙在推进“欧洲战略自主”的道路上顶住来自美国和北约的压力、对内加强欧洲的凝聚力，仍是一个大问题，这在默克尔时期没有得到解决，在新政府任下更是艰巨。至少从当前美国营造的国际舆论来看，德国已然被塑造成为一个“不太可信”的伙伴角色，要走出一条新的中间道路实属不易。
（倪晓姗，博士；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