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民党的转变
《法兰克福汇报》12月7日 对于社民党而言，此次在柏林召开的全国党代会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在这次党代会上，社民党最终凭借“社会福利新国家”这个新概念告别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标志的施罗德时期。
赋予社民党此次党代会“历史性意义”的并不仅仅是它的人事任命。困扰社民党上一任主席安德烈娅•纳勒斯（Andrea Nahles）多时的问题终于在这次会议上得到解决：社民党决定告别以往在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弗朗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前总理府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和社民党秘书长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领导下推行的“社会福利国家”概念。在如今的社民党人眼里，这个所谓的“社会福利国家”早已蒙上“冷漠”的面纱。但他们在之前的党代会上却总是视其为“丰功伟绩”。
在萨斯基娅•艾斯肯（Saskia Esken）和诺贝特•瓦尔特-博尔扬斯（Norbert Walter-Borjans）本周五上任之前，社民党主席一职原本由副主席玛露•德莱尔（Malu Dreyer）临时担任。德莱尔在周五早上表示，社民党正在通过对“社会福利国家”这一概念的重新构想展现其自我革新的能力。“这正是我们所设想的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核心不再是“哈茨法案”，而是一项被冠以“公民金”之名的新的救助政策。周六党代会所讨论的一份议案中指出，“‘公民金’是对一个富有同理心、支持并贴近公民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新诠释”。或者人们可以引用纳勒斯的一句话，“我们要把‘哈茨法案’抛在身后”。
按照社民党的愿景，如果人们放弃失业救助金（失业金1）并转而领取基本救助金（失业金2），那么他们理应享受比以往更好的待遇。至少他们的财产和房屋面积在两年内不应该接受审查。此外，对于自用房产的保护也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联邦劳工部长海尔(Hubertus Heil)自本周五起接任社民党新一任副主席一职。他在党代会上表示，住房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占据人们开支的一大部分，这使劳动者们深受困扰。“这绝非正确的道路。”
紧接着社民党旁敲侧击地提及了联邦宪法法院就“哈茨”制裁所下达的判决。在周六的辩论中，“制裁”一词可谓关键。一份议案中指出，“公民金”是公民理应享有的一项社会权，而它的前提在于，“人们对社会福利国家有需求，但绝不会因此而滥用它”。不合情理且有损尊严的制裁手段理应被废除。相反，人们应该更多地采取激励、帮助与鼓舞等手段。早在这次党代会之前，有关“在人们拒绝履行所有协助义务时政策的不可实施性”的讨论就已经成为社民党内部争论的核心话题。社民党议案委员会最终一致同意“对拒绝履行义务的人们施加一定的惩罚”，但正如联邦宪法法院不久前通过的决议所规定，必须保障人们的最低生活标准。但尽管如此，关于废除所有制裁的提议却曾多次回荡在此次党代会现场。
德莱尔表示，在对制裁手段的限制下，国家不再站在失业者的对立面。与此同时，海尔对与会代表强调，必须摒弃削减超过30%的救助金的想法。在他看来，社民党想在这场争论中凭借“社会福利国家”概念走一条介于两极之间的中间道路：一方面，有人指责长期失业者为懒人，认为他们没有进行工作的意愿（主要以自民党为代表）。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协助义务本身便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这里指的主要是左翼政党）。“这两个极端都需要被消除。”
此外，海尔警告人们不要采取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政策，而这恰恰正是左翼政党和绿党的观点。工作不只是一种谋生手段，它还具备解放“人”的力量。因此，社民党认为，对失业者重回职场的鼓舞必须被置于首位。“这也正是我们与其他政党的区别所在”。但在“社会福利新国家”的议案中，对此的描述只有以下寥寥几句：“保障贯彻终生的稳定收入和更高的时间自主性是我们共同的关切所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有关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政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
相反，社民党正致力于对“工作权”的重新定义。相较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自主权”概念，人们现在所提倡的是“自我决策权”和“参与权”。而前者也被社民党称作利己主义。议案中指出，“社会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是个人自由发展和进行自主生活的前提”。在数字化程度日益升高的工作环境中，这个想法贯穿了所有关于新的就业形式（例如独立工作者）及其劳资关系和（便于家庭的）工时设置的讨论。
鉴于“自我决策权”和“自主权”之间的区别，社民党要求取消“2010议程”中有关“低收入领域”的说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说法在阻碍人们自主生活的同时，还加剧了贫困（尤指老年时期）。就此而言，“最低工资”的设定无疑是一剂良药。议案更称其为一次量变。社民党的目标是在将来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2欧元每小时。这不仅是社民党中期结算的重要一环，更事关联盟未来的发展。
当然，此次党代会也不乏针对“最低工资”的批评声。社民党新一届副主席安科•雷林格(Anke Rehlinger)认为，由国家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将有损劳资双方的自主性。但支持者们却并未对此做出正面回应。相反，他们反驳道，“‘最低工资’仅仅起到一个最低标准的衡量作用”。劳资关系、劳资协定的普适性和自我决策能力都需得到加强。
社民党真会因此放弃他们的最新成果吗？在“2010议程”的推动下，劳动和社会公平党最终分裂并与左翼政党合并。而在多年的努力之后，社民党终于借着向“社会福利新国家”的转变承认，当初的那些“叛离”在如今的他们眼里并非完全错误的决定。即使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存在较大分歧（例如海尔所暗示的“两个极端”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左翼政党正因此经历新的转变。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左翼政党在过去十五年来一直坚信的一点是：他们还能做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