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能源危机背景下的社会动荡做准备
《德国之声》8月7日讯 德国官员普遍担忧能源问题可能会在冬天引发极端主义的反弹，反弹程度取决于德国政府在政策和观念上对危机的应对成效。
德国各州议会和联邦议院正在探索一套全面的节能措施，包括关闭路灯、降低室内温度等，同时还呼吁民众在家中减少能源消耗。这些举措是否能够推动能源危机下民众的应激性团结犹未可知。然而，朔尔茨对此并没有持观望态度，他希望把社会动荡的种子迅速扼杀在萌芽状态：“飙升的供暖成本是‘社会的火药桶’。”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的政治社会学家考费尔（Ricardo Kaufer）指出，使用“火药桶”的说法意味着，总理正试图让所有可能阻碍关键决策的行为体做出妥协。换句话说，朔尔茨正在向他的执政伙伴、反对党、商界领袖和民间社会发出信号，他们在政策反应上的争论会给国家带来危险。考费尔认为，这是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吸取的教训”，尽管科学预测了病毒的传播方式和时间，但当时大联合政府似乎没有做好准备遏制病毒，抗击疫情的政治沟通往往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制定措施和信息传递
在制定政策时，德国政府正在走一条较为谨慎的路线，既希望能帮助最脆弱的低收入群体免受物价上涨的冲击，但又不至于破坏民众节约能源的动力。随着秋冬季的到来，政府将会推出更多的救济方案，然而，至少在几周后才可能就救济的形式、成本以及支付方式达成一致。
财政部部长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明确表示，他打算在危机时期更加谨慎地处理财政支出。作为自民党党魁，他坚持遵循低税收、低支出和低监管的价值观。而自民党的执政联盟伙伴社民党和绿党正在推动更具雄心的救助计划。
即使采取了正确的措施，政府仍然可能在传递信息时犯下错误。政治学家认为，合理引导民众情绪和采取正确的措施同样重要。正如疫情时期，资金和医疗资源只是抗疫之战的一部分，清晰和一致的沟通则是另一不可或缺的部分。
科布伦茨-兰道大学的政治传播学教授拜泽克（Evelyn Bytzek）指出，“认知是决定性的。归根结底，我们都是根据我们认为的真相而非客观事实来行事。”拜泽克认为，形象的感知是赢得公众支持的有力工具。格哈德•施罗德在2002年访问了德国东部的洪灾地区，这为他的总理竞选连任的成功提供了动力。朔尔茨赢得了2021年的联邦议院选举，部分原因是其采取了默克尔般的领导风格。
拜泽克指出：“危机不仅是一种危险，而且当危机管理能力被民众正向感知时，它也是产生更多信任的机会。”副总理哈贝克（Robert Habeck）似乎明白这一点。作为经济部长，哈贝克在能源政策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他被迫做出艰难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往往与他自己绿党前双主席之一的身份相矛盾。民意调查显示，他因经常解释这些决定背后的理由而赢得了民众的好感。
评估风险
联邦内政部也指出，鉴于能源成本上升、供应困难、失业率上升和对未来的普遍悲观情绪，类似于疫情时期反对防疫政策抗议活动的规模是可以预见的，这取决于能源危机对社会造成多大的负担。
“我们可以假设，民粹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将再次试图影响抗议活动”，该部发言人拜拉克-哈尔曼（Britta Beylag-Haarmann）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如果相应的社会危机条件允许，德国的极端主义行为者和团体会出现危险的增长。”
隶属于该部的联邦警察承认他们对于危机引起的具体威胁“没有深入了解”。社会动荡的实际影响程度也会受到认知因素的左右。“横向思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挑战国家和科学权威的抗议运动声势浩大，得到了媒体和政治上的极大关注，然而，他们从未代表多数的公众意见。
考费尔认为，在德国这样一个以共识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和以联邦分权确保社会不满情绪不被工具化的国家，抗议运动的爆发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加值得警惕，德国的不稳定往往具有负面的含义，比如魏玛时代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的种种恶性事件最终导致了纳粹的产生。
不平等意味着不稳定
德国曾经是欧洲最平等的国家之一，阶级和社会地位对于决定个人是否成功的影响较小。然而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德国也出现了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总体趋势。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比较政治学教授皮克尔（Susanne Pickel）认为，社会流动性不再能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根据经济模型测算，由于可支配收入较少无法承担飞涨的生活成本，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的攀升将对德国最脆弱的低收入群体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也使他们比其他收入群体更容易受到反政府言论的影响。
“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通货膨胀都会危及中下层阶级。如果我们不能设法提高他们的生活保障水平，那么他们对永远不能翻身的恐惧情绪就会增长。”皮克尔说，“我们可能会看到德国会有更多人走上街头抗议。而更危险的是，他们有可能与德国选择党的政见达成一致，这会推动民粹主义解决方案的出现，这都会影响民众在未来的投票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