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领导人齐聚德国，东道主德国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引人关注。
“新德国外交政策”是一个有人听了高兴，有人听了担忧的新概念。高兴的人觉得德国终于摆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耻辱，再次以欧洲泱泱大国的身份，重返国际事务中坚领导力量的舞台；担忧的人对德国未来外交政策的走向忧心忡忡，始终放心不下盘踞欧洲中央大陆的德意志民族，挟统一25年以来的强大实力，摆脱东西方的控制与约束，经不起“特殊道路”的诱惑，独我自大，孤芳自赏，天马行空，重蹈历史覆辙，再次为欧洲带来灾难。
真的有一个“新德国外交政策”吗？如果有的话，它新在哪里？德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过一个“新德国外交政策”，也没有一个正式的文件标志着一个“新德国外交政策”的诞生。相信有这样一个“新德国外交政策”存在的人往往都以德国总统高克2013年在德国统一日发表的讲话为证。
在这篇引起世人关注的讲话中，高克分析道，“少一点责任，这样下去不行了”。他强调，统一和繁荣的德国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分量和自己肩负的责任，应在全球政治和国际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为欧洲的繁荣和世界的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4年2月以及2015年2月德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分别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加深了外界“德国有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的印象。尤其是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的演讲，一反德国政治家在安全问题上的克制，大谈德国“时刻准备着”听从国际社会的召唤，为解决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危机做出贡献。这位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防长甚至强调，即使有必要使用和平方式以外的手段，为了和平，德国也会在所不惜。
事实上，一年以来德国在处理欧洲事务和国际事务方面的表现也验证了一个更为坚定、果敢、进取的德国外交政策正在形成。即使是不相信有一个正式的“新德国外交政策”存在的人们也至少必须承认，德国的外交政策正在转型。它正在由“克制”走向“进取”，由“被动”走向“主动”，由“含蓄”走向“干脆”。
多年来，向武装冲突地区提供武器一直是德国外交政策的禁区。但2014年这个禁区被突破了。经过激烈的辩论，德国政府决定向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提供武器，武装库尔德战斗部队，帮助他们击退“伊斯兰国”（ISIS）的进攻。这个禁区的突破，不仅是外交政策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德国人心理上的突破。这是德国战败以来第一次向危机地区的非北约战斗部队提供武器装备。随着德国武器不断地运往遥远的战场，德国人自我设定的武装干涉上的“矜持”和“克制”也正在消失。
同样的外交风格转型也体现在德国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上。多少年来，在重大的安全和外交问题上，柏林为华盛顿马首是瞻，极其注重与美国的战略部署保持一致，不愿也不敢越过雷池半步。即使是在对俄罗斯制裁的政策上，德国也放弃了原有的顾虑，同意美国严厉制裁俄罗斯金融和能源行业的要求，尽管这种制裁对德国和欧洲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影响。
但是，当乌克兰危机久拖不下，第一次明斯克停火协议名存实亡，而美国又试图以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重武器装备迫使普京妥协的时候，德国不愿再“克制”了。对美国的军事升级想法早已烦透了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迅速联手法国总统奥朗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百般劝诱，软硬兼施，对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推心置腹，晓以利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达成第二次明斯克停火协议。德国政府先下手为强，在华盛顿的精英们还在为向乌克兰提供什么武器，怎么提供武器而吵吵闹闹的时候，就终结了它的可行性。这是战后历史上德国第一次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甚至是在跟美国对着干的冲动下，独立主导欧洲的安全事务。
欧债危机把德国推倒了风口浪尖，也成就了它在欧洲当下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昔日与它平起平坐的法国现在也不得不事实上接受德国对欧洲危机处理的主导。“以改革换援助”这个残酷的德国方程式成为了今日欧洲政治的主轴。这个昔日的战败国正在以一种新的进取精神和领袖姿态重塑欧洲政治经济版图。
德国对希腊新政府的严格态度表明，即使在极左极右势力壮大的情况下，德国也不会放弃危机国财政紧缩政策。对德国政府来讲，所有欧洲负债累累的国家，都是结构失调，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和工业政策失调的国家，它们不是差钱，而是把钱错位配置了，只有通过结构改革，才能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因此放弃紧缩，无异于鼓励他们继续错配财政；放弃结构改革，就会把问题继续推向未来，推向下一代。无论德国政府这个方程式成功与否，现在欧洲的现实是，德国再也不“矜持”了。
不仅在欧洲，在遥远的亚洲，德国也变得不那么“矜持”和“克制”了。瞧瞧默克尔3月9日在东京的表现吧！利用G7轮值国主席访问日本之际，德国铁娘子在东京大秀了一下德国的软实力。单就她不顾日本外交部的不爽，选择在喜欢与安倍政府唱对台戏的“朝日新闻”那里发表涉及二战历史的演讲就足以感觉到德国“新外交政策”的冲动了。
默克尔告诫老朋友日本，现在该是正确面对历史的时候了。在“朝日新闻”的演讲中，默克尔用了一个精准的德文词“entfesseln”来定性由德国发动的战争。“entfesseln”的本意是“解开马的缰绳”。对默克尔来讲，纳粹德国在欧洲策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强大的德国战争机器这匹野马被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解开了缰绳，横冲直撞，使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在内惨遭蹂躏。
默克尔是在告诉日本人每一个德国小学生都懂得的道理：战争的发动者，尽管最终自己也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和伤害，是不能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的，因为挑起战争的国家必须对所有的战争伤害负责，包括战争对自己的人民产生的巨大伤害。默克尔似乎是在让日本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越坚定地面对历史，越能得到受害国的谅解，日本就越能像德国一样成为一个被世人接受的正常国家。
默克尔不是一个认为中国已经彻底宽恕了日本的德国人，但她明显知道，当年没有德国的“自我清算”，决不会有法国的宽宏大量；今天如果没有日本的“自我清算”，明天也不会指望有中国的宽宏大量。专门选择到东京来介绍这一宝贵经验，默克尔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不能说默克尔到东京来是专门为安倍内阁上课的，那她也太不“克制”了。但东京为默克尔充分向全世界展现战后德国的软实力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事实上，二战以后，尤其是奠边府战役之后，欧洲国家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几乎消失殆尽。打 “软实力”牌，用软实力重返亚洲，重新恢复欧洲国家在亚洲国际政治博弈中的能见度和话语权，似乎是德国政治精英的一个新发明，默克尔这次“东京论史”给安倍内阁上历史课引起全球关注，可以看作是德国利用“软实力”优势来影响亚太事务发展的一次小试锋芒。
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型对中国的影响不能高估，但也不能低估。一个更加“进取”，更加“自信”和更加“独立”的德国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是一个视多极世界为最佳国际结构状况的国家。世界上“自信”和“进取”的国家越多，为超级大国“马首是瞻”的国家就会越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愿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和更加自信的德国，有利于降低北京和华盛顿打交道时的压力，有利于欧债危机的解决，从而有利于保护中国在欧洲已经形成的巨大经济利益，更有利于“一带一路”的“陆上丝绸之路”的打造。因为没有德国作为欧洲终端国的积极进取性的配合，21世纪欧亚大陆经济带的成功打造是很难设想的。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