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10 15:25 来自 外交学人 原文链接：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9600
德美关系是最能体现德国外交转型的领域之一。
对于将自身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并通过马歇尔计划支援战后重建的美国，德国始终视其为欧洲以外最重要的盟友。在战后阿登纳政府融入西方的整体战略构想下，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联盟成为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本支柱。
二战之后的德国只维持了极其有限的军事力量，主要依赖美国主导下北约的军事保护伞。在上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新世纪的阿富汗战争、反恐等重大外交与安全事务上，德国政府都与美国保持了高度一致性。
在经济领域，德国政府也积极支持欧美间签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虽然目前的谈判争议不断，但更多只是技术层面。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而把握国际贸易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及标准的制定权，这无疑已经成为欧美/德美的共识。
最晚自2003年德国冒着损害同盟义务的风险，公然拒绝军事参与伊拉克战争以来，德美跨大西洋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新动向，摩擦与分歧日渐公开化，德国外交被置于新的挑战之下，但这同时也开启了新的转型机遇。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在国内反战民意和选举策略的多重考量之下，施罗德政府公然与发动战争的布什政府唱反调，不但拒绝参与北约军事行动，而且在欧盟内部联手法国阻止北约的共同行动，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中站到了中国及俄罗斯一边，美国通过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的愿望最终落空。
这一态度招致美国政府的极大不满，引出了时任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那句流传甚远的对于德法“老欧洲”的不满之辞，美国政府也由此非正式反对德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2011年3月17日，默克尔领导下的黑黄联合政府对于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此次德国政府不仅再次违反了美国的意志，而且也疏离了传统的战略伙伴法国。
2013年6月曝光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门事件则将德美关系置于了自伊拉克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根据斯诺登提供的文件，德国是被美国国安局监听最为频繁的欧洲国家，平均每月有几亿个电子邮件、短信和电话被监听。同年10月，更是爆出默克尔总理的手机被监听十年——正好开始于德国在伊战问题上公开反对美国之后。
对于美国监听“朋友”的行为，德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愤怒，自二战结束之后第一次紧急召见美国大使。同一时期，德美之间的摩擦进一步加强，2013年10月底美国财政部报告批评德国的出口顺差数字，指责德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损害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
对于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逻辑，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专家约瑟夫•布拉姆的解释是，监听事件暴露出经济危机导致美国的领导地位受挫，美欧在经贸领域中的竞争增强。
在乌克兰危机中，德美之间也发出了不同声音。与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军事威慑、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策略不同，德国本着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格局的主张，始终致力于外交解决。2月初，美国国内以麦凯恩和军方为代表的强硬派再度要求对乌克兰东部采取军事干预，对此，默克尔当即表示军事手段不能解决乌克兰问题，反对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武器，取而代之主张北约加大在东部欧洲驻扎干预部队的规模。这一立场也得到大部分北约成员国的支持，使得美国不得不缓和了在提供武器问题上的论调。
综上种种症状可见，两德统一后，获得完全主权的德国在外交政策中日趋正常化，较之冷战中的德国政府更加贯彻德国的利益。
无论是2012年提出的“建构力量”策略，还是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在201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号召的“来自中间的领导力量”，都折射出德国在全球化时代对于自身定位的新思考。从德国对美政策领域的最新发展中可以观察到德国外交转型的几个基本特点：
首先，德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日渐发挥领导作用。在眼下威胁到欧洲政治经济的多重危机中，随着各方对于德国领导角色的期待增强，德国政治精英顺势而为，发挥关键作用。在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出人意料联手奥朗德总统共赴乌俄，举行四国首脑闭门会谈，并达成撤出重型武器、设立安全区、加强欧安组织作用的停火协议。这一举措充分彰显了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当仁不让的领导魄力。
其次，德国在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包括对美政策中均表现出了灵活务实的外交实践特点。在2月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施泰因迈尔外长就明确表示，外交政策没有“一刀切”的解决办法，国防部长冯德莱恩也类似地指出，非传统、多样化的混合战争应当采取非传统、多样化的手段应对。在应对乌克兰冲突这一可能涉及欧洲长期安全格局的问题上，德国拒绝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武器，而在对待国际反恐的问题上，德国又同意协助英美打击伊斯兰国，愿意为伊拉克库尔德反对派提供武器对抗恐怖主义，并延长了联邦国防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这些举措充分印证了德国在外交政策上审时度势、灵活应变的新思路。
最后，德国领导地位的提升在很大意义上也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德美之间保持了充分的政治默契。奥巴马政府深知默克尔是目前唯一能说服普京举行谈判的人，在2月初的四国首脑会议前后，德美政府首脑之间通过互访、视频会议等各种形式，始终保持了频繁的协调磋商，美方是否向乌提供武器的决定也等候默克尔使命的完成与否才做出。
对于欧美关系近期出现裂痕的论调，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德国前大使伊申格尔在采访中就曾经表示，“这不一定是裂痕，只是分工不同。”可谓极为贴切地描述了德美在新时代的合作现状。
事实上，德美合作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之上，政治互信的基调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德美政府分工合作，处理问题方式上的差异并不影响两国的政治互信和迅速达成妥协的必然事实。
从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监听门事件结果来看，尽管德国政府一度提议德美之间签署互不监听协议，在议会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但在美国不予理会后最终也是不了了之，更是没有应反对党的要求给予美国政府的“头号公敌”斯诺登以政治避难权，或将其引渡至德国接受议会调查。而在斯诺登曝光各国情报机关开展合作的事实之后，德美情报机关之间的长期合作也日益浮出水面，例如德国联邦情报局与美国国安局在信号情报分析等方面的秘密监听和情报共享。这一合作在眼下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甚至大为加强。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