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Maximilian Mayer/梅飞虎博士
德国经济部长、副总理加布里尔原计划访华一周。对德国方面而言，经济部长访华会有很多值得会谈的主题，许多在华德国企业日益感觉现今的中国市场不稳定，不够公平，希望加布里尔的到访能为他们提供生意上的支持与帮助。同时中国国内愈发激烈的竞争也让德国企业十分苦恼。虽然德国企业并未直接受到中国股市的影响，但近来沪指股市的暴跌也给在华德企敲响了警钟。
但加布里尔及其代表团的访华日程却因日益严峻的希腊危机而大幅缩短，而这样的日程变动对欧洲政客而言并非个例，因为欧盟现在要面临的是关乎整个欧元区命运的关键问题。希腊问题让欧盟陷入自其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
对加布里尔而言，不仅仅是德国外交的可信度因此蒙上风险，身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受到了威胁。在过去几周内，加布里尔在社民党内的支持率受到严重打击。他在希腊问题上态度强硬，不加批判地支持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并接受基民盟在《数据储存法》上的立场，这些做法都惹恼了党内很多基层人士。“希腊作为成员国是否退出欧元区”这么复杂的问题无需一位党派主席给出明确态度。例如，希腊退出欧元区（Grexit）是否有法律依据，这一问题就极具争议性。而很多人现在更多关注的则是决定希腊命运的权力政治维度。
首先，德国对希腊问题毫不掩饰地施加自己的权力，但这么做最终可能会导致德国自食其果，现在德国的行为已经加深和法国及南欧国家间的不信任。已辞职的希腊前财长瓦鲁法基斯日前在英国《卫报》谴责德国政府，在最初就计划要将希腊赶出欧元区，以儆效尤。事实上，是德国的保守派，包括社民党和以默克尔总理为代表的基民盟政客们，他们在德国媒体上多次出现针对希腊政府展开人身攻击，煽动起反希腊的论调，要坚定地将希腊赶出欧元区。很多欧洲人士认为，德国保守派的这一做法将德国推上极为不利的位置。甚至有欧盟官员将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会面称为向希腊施行“大量酷刑”。
加布里尔也反复强调德国强硬的拒绝态度，并绝不再与希腊就债务减记召开会议。很多观察家很难理解德国的这一态度，近来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强调指出，在二战结束后，西德自身也享受了大幅的债务削减。德国政府自然认为自己站在了紧缩政策的道德高点上，但由基民盟和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必须特别谨慎地行动，要绝对避免给民众留下欧盟仅仅沦落为德国产业经济政策的工具这样的印象。
第二，这还关系到欧洲基本的秩序政治原则，这在欧洲党派格局的更替变化中也能反映出来。希腊在短短几年内就损失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是否应该执行严格的紧缩政策，这对希腊而言是一个现实的生存问题。但德国苛刻的紧缩政策是否具有合法性，这对像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实行紧缩政策、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而言同样重要。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已然出现了裂痕，一边是走亲民路线的左翼政党及快速成长的反紧缩政策运动，另一边是保守党派。保守党派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全欧洲范围内贯彻实行了以缩减社会福利、严格预算和紧缩政策为主的经济政治方针。
希腊执政的激进左翼联盟和以西班牙公民政党为例的左翼党派联盟都在其国内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们都应被视为抗议党，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反对欧盟紧缩政策的一大部分民众的意愿。不过，尽管反对紧缩政策，和一些新成立的右翼党派不同的是，这些抗议党的政党纲领并不反对欧洲一体化事业。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让-克里斯多夫·冈巴德利斯就是从这一角度看待上周的希腊公投，他对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债务重组的愿望也表现出同情。法国总统奥朗德也明确表示，“为了欧洲一体化，法国会竭尽全力帮助希腊留在欧元区”。这样，像社民党这样中间偏左的党派就被迫需要在希腊危机带来的显著社会影响上进行更清楚地表态。同样的意识形态上的裂痕，不断分裂着德国执政联盟，也危及到加布里尔领导的社民党。
第三，希腊问题还关系到欧盟领导层精英行动能力的问题。2010年希腊破产至今的发展表明，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机构未能为南欧国家的债务问题找到社会可承受的长远办法。欧盟行动力不足的缺陷，让美国很担心欧盟的行动能力，希腊危机在华盛顿看来并不难解决。近日《纽约时报》就抨击德国总理默克尔坚持用少有的强硬论调来陈述自己并不正确的决定，批评她领导不力。《纽约时报》还指出，德国在危急时刻没有在欧盟扮演建设性的角色，而是固守自己的利益，对此默克尔应该负有责任。对于美国的指责和暗中干预，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也予以还击，开玩笑地表示愿意用希腊交换同样即将破产的波多黎各。
鉴于社民党是一个以团结和社会公正为旗号的政党，而且加布里尔自己作为社民党主席和潜在的总理候选人，他的做法将社民党置于一个棘手的处境，因为这样社民党的经济政治方针就与保守的基民盟毫无差别。《金融时报》专栏记者沃尔夫冈·明希奥一针见血地指出，社民党执行这样的经济政策，就将自己“降为基民盟和基社盟的附属品”。
最后，这还关乎希腊本身的重大战略意义。美国方面的担忧并不在于欧洲政客们为财政政策的原则性问题争论不休，而是在于南欧和地中海的战略形势，其中希腊则占据着中心地位。在美国政府看来，如果欧盟最后不但给希腊带来中长期社会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还把希腊推向俄罗斯的话，是极其失职的。美国战略家认为，三驾马车不应该要求希腊削减4亿欧元的国防预算，相反，希腊对于北约的重要战略意义应该是向希腊继续提供财政援助的最重要理由。而这样的担忧不管是在布鲁塞尔还是德国财政部都不被重视。
副总理加布里尔的中国行也需要在此背景下来看待。尽管中国对于德国出口经济有着巨大意义，但加布里尔必须首先考虑希腊问题，他不能忽略该问题可能给德国政府的政策和他自己党派的未来带来的后果。另外，加布里尔必须于周四就返回柏林，因为随之德国议会会就是否继续向希腊提供超过740亿欧元的救助协议以避免其财政垮台进行投票，投票必定会引发很大分歧。尽管工业生产的数字化对德国和中国而言都是核心挑战，但加布里尔恐怕难有心情讨论原本计划的“工业4.0”。
就希腊危机而言，如果中国能在希腊或其周边拓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样的实体经济投资有助于接下来的财政援助——大部分都直接用于偿还希腊债务，这对于欧盟而言将会非常有帮助。例如在希腊和其它南欧国家的经济融入问题上应该考虑，如何从中长期更好地将中国针对中东欧的“16+1”计划和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及结构政策（像所谓的容克基金）对接。
作者梅飞虎博士（Dr. Maximilian Mayer）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为翻译稿，原文于2015年7月13日发表于人民网德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