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同济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德国发展报告（2024）：战略转型中的德国》（德国蓝皮书）。
2023年是德国总理朔尔茨领导下的“交通灯”联合政府执政的第二年。俄乌冲突延宕，其次生影响越发显现，德国经济出现衰退，社会民生问题加剧。在欧洲安全格局恶化、世界局势动荡背景下，德国政府出台了其历史上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并提出“综合安全观”,将各项政策举措纳入地缘政治和安全考量。
在政治上，“交通灯”联合政府根据相关计划有针对性地出台多部法律，以应对德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气侯变化等领域的重大挑战，成为其艰难运行第二年中的亮点。然而，“交通灯”联合政府执政第一年中的矛盾与内斗不仅悉数延续至第二年，而且其频度和烈度有增无减，执政三党在财政理念上的分歧是内部矛盾的导火索之一。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在欧洲引发了二战后最快、规模最大的难民潮，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德国又一次成为接收乌克兰难民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德国各界在乌克兰难民的接收问题上具有广泛共识，德国政府给予乌克兰难民的福利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也最为慷慨。但德国乌克兰难民政策仍然面临多重挑战。移民、难民问题也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民调支持率持续攀升的原因之一，在德国东部进一步巩固其固有选举优势的同时，德国选择党也正在逐步打破其选民基础的地域局限性。右翼民粹主义的“回暖”使得德国政治右转趋向进一步凸显。
在经济上，2023年，德国经济表现不佳，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0.3%。主要原因包括高通胀、能源危机、投资放缓和全球经济环境疲软等，其中，制造业产出出现明显下降，整体产业呈现低迷态势。2023年德国财政赤字为874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比2022年有所改善，主要得益于能源价格补贴的逐步取消和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2023年德国的气侯减排数据不俗，但主要归因于经济不景气。战略转型一方面给德国气侯保护和能源转型领域带来未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以及增强国家合作及国际影响力的机遇；另一方面也让德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气侯与能源政策目标与环保目标产生冲突、财政预算捉襟见肘、关键区位因素恶化、民众的信任动摇、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造成依赖性等。朔尔茨政府在推动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实施了多项政策，包括控制财政赤字规模、调整税收政策、支持中小企业、补充预算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及推动向绿色经济转型等。但是，这些举措的有效性仍有待经济数据证实。
在外交上，地缘政治变局推动德国调整外交政策，日益强调阵营对峙和制度竞争。具体而言，德国针对重点领域密集出台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新的《中国战略》、《气侯外交战略》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在欧洲、印太和非洲等重点地区稳步推进各领域合作。在对法关系方面，德法之间的分歧依然无处不在，在欧洲在世界上的角色、与美国的关系、欧洲防空和民用核能等关键问题上，双方依然未能达成一致。在对美关系方面，俄乌冲突进入僵持期后，德美两国之间围绕援乌抗俄进行了极其深入的合作。德国主流政党出现了空前的对美战略一致，双边关系进入多年未见的蜜月期。在对华关系方面，一方面双方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继续合作；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在关键领域为“去风险”调整其政策措施，通过政治手段创造所谓公平竞争环境，并在欧盟框架内增加贸易工具降低对华依赖。但是鉴于中德价值链高度融合以及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中国战略》在实践中不会改变中德经贸合作发展的主基调。
在对华政策上，德国也陷入了三重定位的迷思，既坚持强调不脱钩以及在经贸和气候保护等领域发展对华关系的必要性，同时又在“去风险”和多元化策略的指导下在各个领域逐步减少与中国的交往与联系。在“时代转折”的挑战和压力下，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型仍旧表现出矛盾特征，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
蓝皮书指出，虽然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德双边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逐渐加大，但在双边经贸合作十分深入的情况下，经济上的“去风险”，以及为合作设置过多的人为障碍，将对双方人民的福祉造成巨大损失，不符合德国经济界的利益。中德经贸结构互补性强，这是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基础。近年来中德双边贸易和投资竞争性提高，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德之间以互补性为主的经贸关系格局，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供应商、生产商和消费市场，价值链高度融合、相互依赖，构成了两国间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网络。2023年大众、宝马、奔驰在华销量分别占各自全球总销量的35%、32%、30%，中国依旧保持德国三大车企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地位。
从德国内部看，经济不振的现实限制德国对外经济的政策空间，经济发展与公共安全之间的矛盾凸显。202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下滑0.3%，是主要工业国家中唯一出现萎缩的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2022年以来欧洲中央银行连续十次加息虽然遏制了德国通胀上涨势头，但2023年德国通胀率依然达到5.9%。同时高利率又限制了宏观经济复苏。在财政政策方面，德国联邦政府当前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2023年11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联合政府不得将防疫基金中的600亿欧元转到气候与保护基金中。这笔钱原本计划用来改建老旧供暖设备、补贴上涨的电价，以推动德国政府的气候保护战略。“交通灯”联合政府内部对财政政策的不同看法使得财政缺口成为棘手问题：自民党坚持必须严守财政纪律；绿党不惜大幅增加财政开支以实现绿色环保目标。2024年1月，德国政府通过2024年财政预算，“债务刹车”机制重新恢复，德国联邦政府财政空间将进一步缩小。
鉴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供应链优势，推行“去风险”，德企转移生产区位，以非最优方式分配资源，将给德国企业带来极高成本。正如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自己所言：“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担这一代价?”如果没有政府财政支持，这一成本必将传导到德国民众身上。总体上，鉴于德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联邦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弥补因放弃中国的市场机遇而给德国企业造成的损失。当然，在华德国企业将在环境变化的压力下对其国际战略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大多数企业将采取“中国+”的策略，不会彻底放弃它们多年来在中国建立的经营生态。因此，虽然德国政府的“去风险”政策会对中德经贸合作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总体上中德经贸合作依然会有广阔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