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德国“红绿灯”联合政府散伙，欧洲经济“火车头”走到了迷茫的十字路口。
回首过往，执政联盟分裂的种子早已埋下。2024年11月16日，同济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4）》。蓝皮书指出，俄乌冲突延宕，其次生影响越发显现，德国经济出现衰退，社会民生问题加剧。
曾是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成为唯一没有增长的发达经济体，这引发了德国经济繁荣模式是否走向终结的讨论。虽然朔尔茨政府提出了《德国经济区位十点计划》， 但由于预算资金捉襟见肘等原因，目前还未看到这些措施的显著效果，俄乌冲突等因素继续给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德国经济仍在衰退边缘徘徊。11月13日，德国联邦经济专家委员会发布半年度报告，将2025年德国的GDP增速预期降至0.4%，同时预测今年德国经济仍将小幅萎缩。对比来看，今年5月时，委员会曾预测2025年德国经济增速能达到0.9%，同时今年经济也能重回扩张区间，小幅增长0.1%。
在经济政策分歧导致德国执政联盟解体后，明年2月德国将提前大选。根据Politico的民调结果，基民盟（CDU）及其姊妹党基社盟（CSU）以32%的支持率领跑，另类选择党（17%）位列第二，与社民党（16%）差距很小，绿党支持率为10%，今年1月刚成立的极左翼党派“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8%。
在俄乌冲突延续、特朗普迎来第二任期的背景下，明年德国新政府将面临更大考验，选举的结果将决定德国未来的政治与经济方向，对欧洲和全球局势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转型缓慢而渐进
近年来，德国政府重新评估内外形势变化，进入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调整转型期。
2023年，国际秩序加速演变，地缘政治博弈日渐激烈，欧洲地区格局持续动荡，俄乌冲突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安全格局。蓝皮书指出，面对冷战结束以来最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德国加快推进外交政策的调整与转型进程，出台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新的《中国战略》《气候外交战略》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强针对欧洲、印太、非洲等重点地区的对外合作。
综合观察2023年的德国外交动态和基本走向，可以看出，德国已经着手实质性地推动外交政策的转型，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战略构想或者意愿层面。德国外交不断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逐步出台战略文件，调整全球范围内的重点地区，并从军事、能源、气候等各个具体领域稳步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外交日益从价值观外交转向价值观与现实利益并重的外交，谋求在价值观与利益导向之间的平衡。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德国外交政策在二战后长期保持连续性，当前虽然开启了转型进程，但仍旧表现出某种路径依赖性，尤其是在军事安全政策上，德国仍旧在对欧美关系的路径依赖与发展欧洲战略自主之间踟蹰不前，德国仍旧严重依赖北约这一美国主导下的军事联盟，其首先希望加强北约框架下的欧洲支柱，对于一段时间以来讨论的欧洲独立防务，德国未能与法国齐心协力，通过法德轴心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建设。蓝皮书显示，在对华政策上，德国也陷入了三重定位的迷思，既坚持强调不脱钩以及在经贸和气候保护等领域发展对华关系的必要性，同时又在“去风险”和多元化策略的指导下在各个领域逐步减少与中国的交往与联系。在“时代转折”的挑战和压力下，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型仍旧表现出矛盾特征，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
中德经贸合作主基调不会改变
虽然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德双边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逐渐加大，但在双边经贸合作十分深入的情况下，经济上的“去风险”以及为合作设置过多的人为障碍将对双方人民的福祉造成巨大损失，不符合德国经济界的利益。
中德经贸结构互补性强，这是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基础。蓝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德双边贸易和投资竞争性提高，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德之间以互补性为主的经贸关系格局，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供应商、生产商和消费市场，价值链高度融合、相互依赖，构成了两国间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网络。2023年大众、宝马、奔驰在华销量分别占各自全球总销量的35%、32%、30%，中国依旧保持德国三大车企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地位。
从德国内部看，经济不振的现实限制德国对外经济的政策空间，经济发展与公共安全之间的矛盾凸显。202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下滑0.3%，是主要工业国家中唯一出现萎缩的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2022年以来欧洲央行连续十次加息，虽然遏制了德国通胀上涨势头，但2023年德国通胀率依然达到5.9%。同时高利率又限制了宏观经济复苏。在财政政策方面，德国联邦政府当前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2023年11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联合政府不得将防疫基金中的600亿欧元转到气候与保护基金中。这笔钱原本计划用来改建老旧供暖设备、补贴上涨的电价，以推动德国政府的气候保护战略。“交通灯”联合政府内部对财政政策的不同看法使得财政缺口成为棘手问题：自民党坚持必须严守财政纪律；绿党不惜大幅增加财政开支以实现绿色环保目标。2024年1月，德国政府通过2024年财政预算，“债务刹车”机制重新恢复，德国联邦政府财政空间将进一步缩小。
鉴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供应链优势，推行“去风险”，德企转移生产区位，以非最优方式分配资源，将给德国企业带来极高成本。正如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所言：“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担这一代价?”如果没有政府财政支持，这一成本必将传导到德国民众身上。总体上，鉴于德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联邦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弥补因放弃中国的市场机遇而给德国企业造成的损失。蓝皮书指出，在华德国企业将在环境变化的压力下对其国际战略进行一定的调整，大多数企业将采取“中国+”的策略，不会彻底放弃它们多年来在中国建立的经营生态。因此，虽然德国政府的“去风险”政策会对中德经贸合作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总体上中德经贸合作依然会有广阔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