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日本动作频频，甚至邀请各国政要访问曾被核弹轰炸的广岛和长崎，不断强化自己的“受害者记忆”，全然忘记了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又是谁给东亚各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相比之下，同样是战败国的德国，在二战期间也经历了“德累斯顿轰炸”这样的惨剧，却能以一种理性克制的态度来反思历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到来之际，观察者网联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ID：tongji_dgyj）推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文章。本专题将邀请近十位德国研究中心的专家，从不同专业领域出发，提供观察视角。本文为第三篇。】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作为战败国日本，也在今年频频发声，先是参拜靖国神社，接着否认慰安妇问题，还修改了新安保法。
还有更加匪夷所思的，在5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日本外相甚至邀请各国政要访问曾被核弹轰炸的广岛和长崎，结果遭到中国反对。随后，日本高层表示，此举“原本和历史问题无关，这样的行为难以理解”。
事实上，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并非“和历史问题无关”。它是东亚地区围绕二战记忆所引发的数起“历史之争”的最新案例。
诚然，对于战胜国和战败国而言，战争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冲击：房屋被毁，经济倒退，特别是大量鲜活生命在炮火中消逝。作为个体，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位幸存者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受害者记忆”，为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族人、朋友而哀伤，为法西斯主义者发动这场愚蠢战争而进行谴责，为人类社会曾经如此不理智地走向自相残杀而加以自省，并最终指向一个“和平世界”。在这一点上，战争双方的后代应该能够找到共同对话的平台。
不过，令人纠结的问题或许在于：战败国政府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受害者记忆”？政府不同于个体，它是国家记忆的主要制造者与维护者。国家记忆既综合了个体记忆的多样性，又必须超越个体记忆的多义性。其使命在于：对内整合，塑造正向的和平文化；对外宣传，显现积极的合作姿态。在这一意义上，战败国政府本应以高度政治敏锐感来对待与历史问题密切相关的“受害者记忆”，对内澄清应对个体悲惨命运的国家责任，对外明确坚定不移的政府反省立场。
德累斯顿大轰炸后尸骨成山
相较而言，德国政府在应对“受害者记忆”方面的做法更为睿智。以下择其一二，予以说明。
1945年后，在普通德意志人的记忆中，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后的两件事让他们耿耿于怀：一是1945年2月13-14日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二是战后东部德意志人因领土变化而被迫长途迁徙回国。前者被称为“德累斯顿轰炸”，后者被界定为“被驱逐出家园者”。
德累斯顿地处萨克森工业的核心地带，二战期间拥有德国生产精瞄准仪器的重要生产线，而且还负责向柏林和莱比锡运送军需物资。为尽快攻占柏林，结束战争，从2月13日晚到2月14日，英国空军向德累斯顿老城投下了2000余吨炸药。随后两日，美国空军又集中轰炸。在大量燃烧弹所引发的大火中，约有25000平民丧生，上百幢建筑和近200家工厂被夷为平地，德国文化瑰宝茨温格宫和圣母大教堂也基本被毁。
二战结束后，如何记忆“德累斯顿轰炸”，便成为历届政府必须谨慎面对的“历史问题”。官方主导下的“1945年2月13日纪念”自1946年拉开帷幕，延续至今。尽管受冷战影响，官方立场几经变动，但和平旨趣并未发生根本转化。被占时期，纪念日成为“非纳粹化”的契机，《新德累斯顿·新德国》提醒民众：“如果今天有人问起从前纳粹党的成员和其追随者的责任时，应当带他去看一看德累斯顿这座化为无数瓦砾的城市”。东德时期，宣传部门把德累斯顿与广岛、长崎并列，以此控诉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法律和人类尊严的攻击”。《柏林日报》在德累斯顿轰炸十五周年之际还告诫民众，“德累斯顿的命运对我们是一种永恒的警示，我们将为阻止（悲剧的重复）而战斗。”
在此影响下，德累斯顿人的“受害者记忆”得到强化，甚至在两德统一后仍然习惯性地把“德累斯顿轰炸”归因于英美空军的罪责。这种记忆偏差随后被极右翼势力利用，以纪念所谓“轰炸屠杀”为名，煽动民族复仇情绪，并且在2005年德累斯顿轰炸60周年纪念日当天组织了6500名新纳粹分子游行。
与此相对，新德国政府深刻认识到纳粹政权才是所有二战悲剧的始作俑者，除坚决反击新纳粹分子的谬论外，做出了一系列举动“拨乱反正”：对内，加强历史教育，一方面要求学生必须正视纳粹历史的教训（这一点充分反映在历年高中历史结业考题中），另一方面高层政治家（如总统高克）多次在德累斯顿轰炸纪念日参加反新纳粹分子的游行；对外，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与（我们国家恐惧历史）打交道，后生者责无旁贷”（2015年1月27日国会议长演讲），圣母大教堂则在2005年2月13日晚作为“和解象征”而重新开放。
1945年后，作为战后国际边界调整的结果，大约有400万德意志难民和550万名德意志“被驱逐出家园者”从东欧集中回国。在逃亡和被驱逐道路上因饥饿、挨冻、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估计以10万计。这些人回国后，被安排在各州居住，一无所有，从头开始。他们一方面通过把周边道路以“西里西亚路”、“柯尼斯堡路”来命名以保留自己对故土的留恋，另一方面组建“被驱逐出家园者同盟”（1957年），以追诉东欧国家在战后对他们的迫害。
对此，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有所变化，但总体态度并未发生逆转。两德统一前，无论东德还是西德，一般采取缄默态度，不愿因此而破坏两个德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1990年后，虽然科尔总理许诺新德国承认东部界限，但因国家统一而激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却强化了“被驱逐出家园者”问题的敏感性：一方面，“被驱逐出家园者”开始利用各种媒介，特别是在2000年，前述“被驱逐出家园者同盟”成立专项基金会，着手进行文献收集；同年，一个名为“普鲁士托管有限股份公司”宣称将代表“被驱逐出家园者”向东欧国家索赔“违反国际法而没收的德国人财产”。
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对这段过去也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德意志人被驱逐——这是一种反人类罪行吗？”（奥登堡教科书，第13册，1994年）或者“请比较……《波茨坦公告》所确定的‘应该有秩序地、人道地运走（德意志人）’同实际报告中的区别。你们如何解释计划与执行之间的差别？”（《回忆与评价》，第10册，1992年）对此，东欧国家自然做出强硬回应，如波兰议会在2000年通过决议，要求政府重新向德国提出战争赔款问题，捷克领导人则公开宣称战后驱逐政策就是“对希特勒在捷犯下罪行的‘正义复仇’”。
满目疮痍的城市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政府的表态尤为及时。2003年，时任总统约翰内斯·劳在访问波兰时表示，“欧洲人应该共同重新评价和记录发生在20世纪的欧洲一切迁居、逃亡和驱逐事件，让公众了解它们的起因、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后果。而所有这些只能在和解和友谊的精神下实现”。次年，时任总理施罗德在波兰和捷克都表示，历史“不会被忘记、被排挤”，但也不应该成为共同未来的障碍。（《人民日报》，2004年10月20日）作为保守党领袖的现任总理默克尔虽然支持在柏林修建“被驱逐出家园者纪念碑”，但同时表示，这种怀念属于对过去历史的回忆的组成部分，“德国不会淡化过去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上述两个例证中，当事人确实属于二战的受害者，并且随着德国重新统一并崛起为欧洲领袖后，这种“受害者记忆”似乎变得愈加强烈，但德国政府却比较理性地掌握话语权，首先把这种受害经历理解为纳粹政权侵略扩张的负面结果。换言之，无论是在“德累斯顿轰炸”中不幸丧生于盟军炮火之中的平民，还是被迫离开东部“家园”的迁徙者，他们的所有不幸，如前总统魏茨泽克在1985年5月8日的著名国会演讲中所言，其根源在于“战争之肇始和发动战争的那个极权统治的发端”。
正是由于德国政府在“受害者记忆”问题上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其他国家（特别是此前受到侵略的受害国）才愿意与之寻找对话的平台，共同记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浩劫，而非陷入无止境相互攻讦的恶性循环之中。一言以蔽之，德国政府为二战罪责的道歉与反省，才是和解与共同记忆的前提。任何战败国政府希望反道而行，在未能彻底反省之前，首先要求自己的“受害者记忆”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无异于痴人说梦，不切实际。
进一步而言，回到文首所提事件，日本政府之所以敢于提出这种要求，原因不外乎内外两类。一方面，此乃右翼民族主义者“东施效颦”之举。众所周知，自2005年以来，德国政府成功把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日上升为欧洲各国领袖共同参与的纪念日，其核心理念是“犹太大屠杀”反映的不仅仅是德意志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也代表了欧洲现代性发展中的恶果，即技术发展而泯灭人性。不过，日本政府希望依样画葫芦，大规模纪念广岛长崎遭受核弹轰炸的做法，只是学到了皮毛，未及肌理：因为欧洲其他国家之所以愿意共同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受害者，乃是建立在德国政府首先认罪反省的基础之上。就这一点而言，任何纪念广岛长崎的做法绝不可能“与历史问题无关”。
另一方面，此乃国际二战记忆长期忽视亚洲战场的恶果。在欧美主要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亚洲战场通常只是为“太平洋战争”的叙事而服务的，艰苦卓绝的中国战场、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在东南亚的各种屠戮都被隐匿不提或简略带过，广岛长崎遭核弹轰炸的叙述或图片则被视作现代性问题的表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大屠杀”相提并论。此举不啻为日本政府自视为“二战受害者”的心态“背书”，却完全不交代美军之所以决定启用核弹，不正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者采用所谓“玉碎”的攻击方式吗？在当时，若听之任之，难道不会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吗？
由此看来，在战败国政府如何对待自己的“受害者记忆”这一问题上，日本政府仍需仔细斟酌，多向德国政府学习，方能开创东亚共同记忆二战历史的新纪元。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亦不可放松监督之责，特别在东亚二战记忆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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