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赫芬顿邮报》9月初民调显示，号称“大嘴”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一路高歌猛进，位居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首，达30.7%，把只有8%支持率的2016年共和党热门总统候选人杰布·布什（Jeb Bush）远远甩在后面。当然，我并不认为2016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非特朗普莫属。特朗普民调居首的原因之一，要归功于他那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大嘴”。例如，2015年6月在发起竞选时，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完全打破美国社会在此议题上的政治正确性常规，把墨西哥移民称为“毒品犯、强奸犯和罪犯”。
无独有偶，2015年9月8日，匈牙利N1TV电视台女摄像记者佩特拉·拉兹洛（Petra László）故意伸脚绊倒一名怀抱孩子的难民的画面出现在全球媒体上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在接受德国《图片报》有关来欧难民未来应去往何处的采访时说：“让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
这看似并不相干的美国移民和欧洲难民两个话题，实则触及到美欧政治的神经——美欧政治理念；或者说，这其实构成了对美欧所信奉政治理念的挑战。
移民问题挑战美国多元主义政治理念
在此，我不想对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正确性作进一步价值判断，而是想讨论几十年来美国所信奉的政治正确性何以在一次总统初选中被轻易打破？从结果来看，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打破美国政治中的政治正确性禁忌，不仅没有付出代价，相反，他的民调支持率曾一度从4%飙升至32%。
回顾历史，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历史上长期遵循的政治逻辑是“后来者”“服从”“先来者”，“先来者”歧视甚至迫害“后来者”。虽然美国两大意识形态传统之一的共和主义者接受实质上的不平等是投资的必要根源和经济增长的必要动力这种观点，但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尤其是20世纪的自由主义，则倾向于把“提高普遍福利”等同于政府的干预和支持。借此，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催生了美国新的价值理念——多元主义，而少数族裔移民问题也随之成为美国政治话语中的一个政治正确性议题。
只是最近二三十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曾经的政治正确性在美国已开始屡屡受到挑战。在学术界，萨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2004）一书中，用一章的篇幅描述了美国的墨西哥/拉美裔移民问题及其所带来的美国西南西班牙化问题。在立法方面，亚利桑那州早在2010年4月23日通过的“打击非法移民法案”中，即将非法移民定性为“罪犯”，这比政治人物特朗普的“大嘴”发言足足早了5年。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从来就是而且依然是一个移民国家——最近的皮尤中心报告预测2065年亚裔将成美国最大移民群体。可以说，美国历史既是一部“后来者”与“先来者”冲突的历史，也是一部如何使“后来者”融入美国社会的历史。在这方面，美国社会有很多历史经验可供借鉴。这样看来，无论是特朗普的移民罪犯说、亚利桑那州的“打击非法移民法案”，还是亨廷顿对美国WASP文化——所谓的美国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文化——价值的担忧，长期而言都难以颠覆美国包容性多元主义的政治理念。
欧洲难民问题冲击欧洲人道价值观
在欧洲，虽然奥地利总理维尔纳·法伊曼（Werner Faymann）最近曾直言“匈牙利对待难民的一些方式，让人想起纳粹时期那段欧洲大陆最黑暗的日子”，但不可否认，“理解”拉兹洛的冷酷，或者对维克托的“直言”产生共鸣，在欧洲其实大有人在。当然，这一切都与欧洲所信奉的人道价值观背道而驰。换言之，上述对待难民的鲁莽言行，其实与欧洲近年来所标榜追求的规范性力量并不相符。既然所谓的规范性力量，其依赖的是吸引其他国家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或者伙伴的能力，既然所谓的规范性力量就是吸引其他国家采纳它所认可的一套规范、实践和制度，那么作为欧洲核心价值观的人权价值观，无疑在这一次难民危机中遭遇到了严重挑战。概而言之，拉兹洛之流的冷酷不仅与欧洲所信奉的基础价值观发生冲突，而且与欧洲所追求的规范性力量目标背道而驰。
当然，所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欧洲如若能够遵循其核心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来应对此次难民危机，则其追求规范性力量的目标将由此往前迈出一大步。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德国在此次难民危机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当然，此次难民危机也引起了关于欧盟现有避难法律法规执行的争议（有关这一争议的详情可参见同济大学《德国快讯》2015年第18期）。例如，在难民危机愈演愈烈之际，德国政府坦言此后数年里每年能够收容至少50万难民。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要“坚持欧洲的价值观，因为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美欧政治理念遭遇挑战的背后
一国/地区遭遇的政治理念挑战，既可能来自外部，也可能来自内部，有时则是同时来自内部和外部。无论是美国近几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的移民问题，还是欧洲近年来的难民危机，对其各自政治理念构成的挑战，都有外部和内部根源，归结起来大致有两大类。
第一，政治理念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就美国而言，多元主义政治理念经过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政治实践，已经形成全民的政治正确性共识。但在现实政治中，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直接冲击着美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甚至社会秩序。作为2014—201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富布赖特访问研究学者（VRS），笔者在与不同身份的美国人聊到这一话题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各种忧虑。这就要求在美国的多元主义政治理念与移民猛增的现实之间求得某种平衡。在欧洲，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的政治现实，使欧洲（尤其是南部欧洲）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增加，难民的大量涌入无疑会加重他们已然承受的生活压力。由此导致欧洲政治理念中的人道关怀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
第二，国家/地区身份与移民/难民身份之间的冲突。对于美国WASP文化的守护者来说，美国西南部的身份政治冲突并不是一个将来时问题，它早已经是一个现在时挑战。一个此类典型的例子是，在南加州的日常生活中，西班牙语的重要性似乎并不逊于英语。在欧洲地区，从北非、中东地区涌入的难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因此要使难民融入欧洲主流社会即便不是不可能，起码也是极富挑战性的。由此导致的身份冲突成为欧洲潜在的不稳定根源。
但是，在全球政治时代的今天，无论是生活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我们不仅有理由而且还要有勇气来促成此类挑战的化解。这一切不仅关乎美欧的未来，也关乎人类的未来。
（本文得到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同济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12日第843期
http://sscp.cssn.cn/xkpd/gjyk/201511/t20151112_257757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