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慧萍 /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教授
2016-01-14 15:50
2015年12月31日的除夕跨年，德国若干大城市是在混乱和震惊之中度过的：在科隆火车站，上千名青年男子向人群投掷烟花制造混乱，实施偷窃、抢劫和性侵犯。截至1月10日，已有516人报案，其中40%涉及性骚扰行为，包括两起强奸案，与此同时，另外两大城市汉堡和斯图加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这其中不乏难民的身影，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德国刚刚顶住欧洲盟国的压力，慷慨接纳了110万难民。科隆事件的规模之大出乎人们意料，也给在难民政策上坚持政治正确的德国好人们敲响了国内安全的警钟。
目前，对案件原因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这些作奸犯科的行为是孤立事件还是有组织的作案，各方的说法莫衷一是，但都仅止于一知半解的猜测和未经证实的不精确描述。处于醉酒状态的、北非和阿拉伯地区相貌特征的青年男子，这是多数受害人对于作案者的描述。可以确定的是，科隆事件是多种诱发因素的混合产物：集体暴力，酗酒，男权社会中对于女性的轻视，困难处境下的极端化潜力。德国的公众舆论普遍关注的是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文化冲突，在各大政党、媒体和移民专家的解读中，都不同程度提到了阿拉伯世界中女性地位的低下，对于西方社会自由开放风气的误解，以及部分极端分子对于暴力的宣扬。这些观念和意识的缺失，致使一些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移民不了解德国的两性平等和道德底线。诚然，群体暴力事件并非阿拉伯世界独有现象，但科隆性侵案警示了文化差异的问题。最近，比利时就在难民课程中增加了尊重女性、反对性别歧视的内容。
科隆事件再度暴露了国内安全的漏洞。科隆警方由于机构失灵成为众矢之的，警方在当晚接到报警后未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虽然23 点30 分清场驱散了广场上的人群，但仍旧未能阻止众多盗窃和性侵女性行为的发生，且事后有意掩盖和拖延发布事实真相。作为后果，科隆警察总长已被勒令暂时退休，德国政府将在大型活动中加大警力和视频监控的力度。大规模性侵事件发生之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民众普遍担忧民主法治的德国存在法外之地，司法警务机关的公信力一落千丈，已经有个别地方普通民众自发组织巡逻队维护治安。
难民政策上的政治正确性
出于历史原因，德国主流社会对于一切有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极右翼种族主义倾向的言论都会基于“政治不正确性”的理由加以指责。当蒂洛·扎拉青2010年出版《德国正在自取灭亡》，宣扬中东移民大量涌入将导致德国伊斯兰化，要求对移民进行严格筛选之时，德国的主流舆论毫不犹豫地将之定性为种族主义言论予以抨击。在欧洲多国政府向难民关上国门的同时，德国主流社会坚持奉行宽容自由的难民政策和欢迎文化，收容并人道安置了大部分逃亡欧洲的难民。
然而，对于难民的宽容和欢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政治正确性。由于担心被极右翼分子借题发挥煽动排外情绪，德国地方各级政府往往低调处理难民群体中存在的犯罪行为。对于移民的一些不当的、例如不尊重女性的举止，即便女权主义者也会失语噤声，因为不想被视作种族主义者。
然而，科隆事件不可避免地与难民联系在了一起。截至1月8日，科隆事件抓获的32名嫌疑人中有22人都是难民，其中甚至有叙利亚难民宣称自己是默克尔请来的，不少被盗的手机出现在难民处或者难民营周边。事实上，不仅是科隆事件曝光出的公共治安，欧洲的极端伊斯兰暴力案件中同样有少量难民的参与，去年11月的巴黎系列暴恐事件中数名恐怖分子曾经登记为难民，而今年伊始巴黎击毙的一名持斧袭击警察局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也曾在欧洲多国生活数年，甚至登记了叙利亚、突尼斯等7个不同的难民身份，他自2014年起在德国北威州雷克林豪森居住并以格鲁吉亚难民身份申请避难，还因偷窃、贩毒、身体伤害、非法持械等多重罪名受到德国警方调查并被判过两次刑。这样的难民虽然在警方的掌握之中，但由于判刑时间低于三年，并不在遣返之列。该案件在科隆事件之后发生，再次体现了大规模难民无序进入的后果：进入德国的既有亟需庇护的战争难民，也有罪犯和圣战狂热分子。2015年以来进入德国的难民大多数都是穆斯林，并呈现出男性为主、年轻化和地域集中的显著特点，他们当中30岁以下的人占到70%，男性比例同样达到70%，而宗教极端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群体中伺机寻找追随者。
根据德国《图片报》援引警界高层的形势报告，德国每天都在发生难民性侵事件，尤其多发于火车站等场地。由于担心难民和本国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引发本土社会的排外浪潮，这样的事件往往被低调处理。科隆警方在大规模性侵曝光之初，也一度闭口不谈作案者的难民身份。他们的做法在德国不少联邦州都客观存在，政府部门严格规定不主动报道难民犯下的罪行。如果疑犯是难民，警方也往往放到一边不审理，如果在难民营内外发生违法犯罪事件，一般情况下都不予通报——除非涉及新纳粹袭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和主流媒体对于科隆事件的评价仍旧显得小心翼翼，各大政党、司法部、内政部和警方都避免将其与难民问题挂钩，声明不能指责整个难民群体，批评之声更多来自一部分社交网络和媒体。与此相反，德国以外的舆论和媒体对于科隆事件的批判就没有这样的政治正确。在备战总统大选的美国，右翼的声音主导了对于科隆事件的评论，《纽约时报》保守立场的专栏作家罗斯·杜萨特指出，德国政府有意淡化科隆事件的影响力，为了“避免德国为善意的疯狂付出过高的代价”，德国必须转变方向，默克尔必须下台。保加利亚多份报纸的文章则认为，默克尔也许今年就要下台，她不但对于科隆事件负有责任，而且迫使欧洲接收难民，“成为了自由和幼稚的象征。”
社会融入的长期挑战
当今的德国社会日趋世俗化、老龄化，虽然已经转型为移民国家，人口构成不再单一，然而，在短时间内骤然迁入大规模的、文化差异明显的难民，如此突如其来的变化将会改变之前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心理。从长期来看，除了公共资源的分配冲突，德国还将经历宗教、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持续面临不同生活方式、文化传承、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的共生、矛盾与博弈。面对这一挑战和欧洲伊斯兰化的风险，德国政府开出的处方是加强外来移民的融入，要求移民必须上语言班和国情课，入籍前必须通过语言和国情考试，通过语言、教育和文化适应培养后者对于客居国的认同感，尤其是接受德国的基本政治价值标准。
但事实上，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并没有成功实现过移民的社会融入。从五六十年代的客籍劳工移民开始，德国一直否认移民社会的现实，避开文化领域，直到很晚才就移民融入的话题展开讨论并采取应对措施。已经在德国居住了一段时间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往往面临难以融入欧洲主流社会的问题，在生活方式上表现出鲜明的族裔特征，语言知识相对不足，与本地居民接触不够频繁，交流习惯与文化习俗存在差异，存在种族聚居现象，在收入、受教育程度、就业、社会接受度以及政治参与等各个领域总体而言始终相对处于弱势的境地。对于穆斯林移民群体，很多德国人缺乏了解，更多持有的是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
当心北非阿拉伯男子！这一警告在科隆事件后在社交网络中广为传播，迅速变成某种负面的刻板印象，一如在之前很长时间里，土耳其男性也曾被视为具有攻击性的、有暴力和性侵倾向的、对女性不敬的形象。危机当前，难民的收容和安置成为压倒性的事务，文化融合变成了一个次要的问题，但这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德国好人们而言，身体力行支援难民只是一时的义举，在难民居留下来成为自己的邻居之后，思维与行为方式的鸿沟将成为长期的挑战，科隆事件则以极端的方式将这种差异展现无遗。
难民政策的转向
科隆事件究竟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还是为德国过于慷慨的难民政策提供了修正和破局的机会？无可否认的是，作恶者只是难民当中极少一部分人，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以偏概全，对穆斯林简单地保持暴力、愚昧、堕落等极端片面的印象，不能因此否认难民的弱势群体地位。科隆事件之后，德国大城市、尤其是火车站附近的治安情况每况愈下，难民日益成为地痞流氓的攻击对象，反伊斯兰移民游行喧嚣一时。然而，科隆群体恶性事件更多折射出的是德国难民危机管理中存在的巨大漏洞，如果听任难民的安置与管理成为危及国内安全的重大隐患，岌岌可危的就不仅仅是默克尔的总理宝座，而是整个德国的国家安全。仅仅如科隆市长在事后建议的那样，女性应当与陌生人保持“一臂距离”，不但无法解决治安问题，反而宣布了政治的破产。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从目前德国朝野以及民众的反应看来，科隆事件后，德国没有马上关上大门，在边境直接遣返难民，更没有讨论修改宪法规定的避难权，从原则上修正迄今为止的难民政策。不过，德国政府开始打破政治正确性指导下对于难民犯罪现象的集体失语，着手简化和加速外国人法中对于难民罪犯的遣返规定，严厉刑法的量刑标准，以避免出现类似科隆的失控局面。根据德国现行法律规定，只能遣返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外国人，而且国际法“禁止遣返”原则禁止将难民遣返到可能面对迫害或酷刑的国家，遣返叙利亚或者伊拉克难民有难度。不过，德国内政部和司法部日前已经达成一致，将尽快在内阁推动遣返被判刑难民的遣返，今后判刑一年的罪犯也有望被遣返至来源国，司法部同时在推动立法，计划对于已经获得庇护权难民的住处进行严格规定。
2016年德国三个州将举行州议会选举，这也是2017年联邦大选年之前最重要的风向标，对此，各大政党都在严阵以待。难民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内安全问题必成为决定性的竞选议题。从欧洲各国近一段时间的经验来看，右翼民粹势力往往能在这些方面借题发挥获得大量选票。为了防止这一点，德国主流政党势必采取主动。收紧避难法和加强国内安全，这不仅是科隆事件带来的后果，也是德国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今后主要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