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0日，联邦德国前总理、社民党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其家乡汉堡以96岁高龄与世长辞。自其1975年10月访华以来，施密特比之前和之后的任何一个德国总理及国务家都更了解中国，对中国友好，并深深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道路。他和邓小平、朱镕基、黄华(中国前任外交部长)和梅兆荣(中国前驻联邦德国大使)等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并长期进行着对话。施密特对中国的青睐程度也许不会再会被其他德国高层政治家超过。
1987年，施密特出版了他的政治回忆录：《伟人与大国》。在这本回忆录中，中国同苏联和美国一起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施密特将中国称作“第三大世界力量”。在书中，他详细描述了其1975年以德国总理身份访华、1984年以私人身份访华以及1979年接见来访的中国领导人华国锋的经历。这些叙述，凭借其洞察力和分析深度，成为了德国政治家所有关于当代中国论著中的经典之作。
联邦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2年10月建立了外交关系。自那时起，北京终于和两个分裂的德意志国家都建立了官方关系。而在这之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已经在1949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原本打算在1974年邀请时任联邦总理的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访华，但勃兰特在这一年5月的辞职使得该访问计划不得不搁浅。施密特在继任总理一职后的初期，推迟了对中国的访问。但由此而来，他在国内的政敌，反对党基民盟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和基社盟的弗兰茨·斯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却受到了中国的邀请。
在这种情况下，施密特只好主动要求访华，并在1975年10月成为了第一位访华的德国总理，并访问了北京、南京和乌鲁木齐。尽管当时的中国人还大都以非黑即白的观点来观察世界，但施密特却认为，“中国人看起来并不像莫斯科的俄国人那样暴躁和难以接近”，“生活在中国南部地区的人们要比北方的中国人更加友好”。长城尤其让他影响深刻，“增加了我对拥有4千或5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的尊敬”。同样让施密特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84年的第二次中国之行中所访问的西安兵马俑和杭州西湖旁的佛教寺庙。施密特后来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经千年而能够继续保留下来的文化。正是抱着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施密特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并且对其在1976年被终结感到高兴。
1975年施密特访华的高潮是与当时健康状况已经十分不好的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在欢迎施密特时，先是表示“德国人很好”，而后又将此话的意思界定为“西德人很好”。随后，毛泽东与施密特谈论了哲学问题，并认为德国人都是康德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在毛看来，这并不是好事。他自诩为马克思的学生。不过，毛泽东和施密特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价确是一致的。施密特借此机会，强调战争不是万能的，政治沟通比军事手段更有用。但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战争一定会出现，同极具侵略性的苏联永远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欧洲和美国都太软弱了。欧洲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施密特和毛泽东在1975年10月所进行的这次有关战争是否能够避免的讨论很值得注意。其他的西方国务家在听到毛泽东的这些言论后，要么会非常震惊，要么就直接表示认同，但却不会去仔细探讨这个问题。而施密特却友好地表达了对这个观点的反对，并非常机智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此外，施密特还满意的发现，中国对一个强大的欧洲所表现出了巨大兴趣。
施密特回忆录中的另一个重点是他与邓小平的长谈。当时邓小平是国务院副总理。这次谈话的很大一部分是有关苏联的。邓小平指出，中国“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与苏联的军事冲突。他还做出了让施密特非常高兴的表示，“中国支持德国重新统一”，就像中国支持越南、朝鲜和自己的统一事业一样。
这些谈话成为了施密特和邓小平之间极为特殊的关系的开端。正如施密特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我一开始就喜欢他”。他之所以这么说，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两人都非常喜欢吸烟。施密特认为，邓小平每天至少要吸3包烟，“对此我很了解，因为我也抽这么多”。
当施密特在时隔九年后的1984年9月再次访问中国时，邓小平对已经不再担任德国总理的他表示，“阁下曾反对我们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即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现在看起来，您是对的”。施密特认为，相比过去，1980年代中国的战略思想更加成熟，“现在与1975年的区别非常巨大。我们心情也更加轻松，对中国和您感到高兴。”在这部回忆录里，施密特对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大阅兵感到印象深刻。邓小平在这次阅兵中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施密特在这本1987年出版的书中写到，“邓小平在中国国内使得共产主义更加合理化了。中国也因此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将不可势不可挡成为世界强国。尽管这一过程很长，但其他国家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在他当时看来，世界今后也许会出现一个三角式权力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稳定结构会比过去四十年中主导的美苏两级关系更加稳定。
冷战结束后，施密特对中国和中国发展道路的评价更加积极。在《伟人与大国》一书出版将近20年之后的2006年，88岁高龄的施密特又出版了他与德国记者弗兰克·西伦(Frank Sieren)的对话集。在这本名为《与中国为邻》的书中，施密特指责西方世界“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必要的理解。这不仅是由于无知，也出于一种高人一等的心理”。他指出，“尤其是德国，20世纪中期以前在德国所发生的事，使得德国没有资格就民主问题对中国进行道德说教”，“只有对中国及其持续发展足够了解的人才能评论中国”。他认为，要求欧洲以外的拥有完全不同历史和文化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完全是西方傲慢自大的看法。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国民享受到了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巨大增长。
在施密特看来，中国将在此书出版的15年后，即2020年，成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技术上的头号竞争对手”。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期的崛起不仅将给美国和欧洲带来巨大挑战。而在思想意识上给美国带来的冲击也许会大于实际上欧洲所受到的冲击。“因为在美国人看来，这并不只是一场经济上的竞争，更是一场权力上的较量。而在欧洲看来，这却不那么重要。在这里，经济竞争影响更大。而德国也许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强烈体会到这一点”。
他随后又在这本书中指出，“西方政经两界没有资格认为西方文化是高人一等的，也没有资格认为中国应该听取西方的教训，并传播对中国的恐惧。中国在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会走自己的路”。
总体看来，施密特是那种对中国进行了长达50多年的观察、访问和体会的西方政治家。他对中国的比较和观察与德国及欧洲新一代的政治家有着很多的不同。而他有关中国的言论，也一如既往地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和重视。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译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陈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