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党最初由一位名叫柏恩德·卢克（Bernd Lucke）的经济学教授领导，他是一名自由保守派、朴实的加尔文主义者，将自己化成经济理性的呼声，他创立该党旨在反对共同货币欧元，抵抗欧元区经济危机下利用公共资金拯救银行和负债欧元国的行动。
德国选择党的这一最初定位如今所留甚少，在与党内民族保守派、右翼民粹主义派的权力竞争中，柏恩德·卢克惨遭败北。如今，这一派别主要由弗劳克▪佩特里代言，主宰了舆论中德国选择党的形象。她提出了诸如“伊斯兰不属于德国”的口号，并且放言紧急情况下必须在边境使用射击武器制止难民，此言论引起轩然大波。
德国选择党在媒体上的一大重要策略，是借助领导层挑唆性的言论，有目的地打破禁忌。他们主要反对难民涌入，阻止“政治阶层”威胁其“美好家园”以及“基督教德国”文化。德国选择党的核心要求包括废除避难的基本权利，重塑多子女的传统家庭，以及效仿瑞士让公民有更多机会直接参与决策。
目前德国已经多地盛传，政坛风云将发生改变。影响力深远的《明镜周刊》将德国选择党的崛起称为“愤怒公民的起义”，并且指出部分公民已经不再信任精英阶层。
德国选择党的民调数据同样显示了政局变化，如今它在德国全国范围的民调中获得了13%的支持率，可以借此进入联邦议院。
新媒体和变化中的德国社会：AfD壮大的土壤
德国选择党当下如此受欢迎不仅与难民危机下的政局有关，还有其深层原因。在近期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的许多选民投票的主要动机是借此表达对政局的普遍不满。他们想要给主流政党敲响警钟，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对难民和移民政策表示抗议。
那么，我们怎样解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成功？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先来谈谈促进其壮大的一些媒体、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
首先，在德国选择党煽动挑唆的政治战略面前，许多大众媒体易受其影响。它们酷爱爆炸性的新闻标题和丑闻，因此德国选择党得以持续受到媒体关注。
此外，诸如脸谱、推特这样的新媒体，给予了右翼民粹政党过去不曾有过的平台和机会。尽管大众媒体先前也经常报道右翼民粹人士的挑唆言论，但是它们同时也发挥了筛选作用，并且往往使用负面口吻。德国选择党如今可以凭借新媒体与大众媒体的过滤功能稍作抗衡。
其次，德国的社会结构变化很多，因此导致了许多抗议选民倾向把选票投给右翼民粹人士。
尽管德国的经济局面相对稳定，但是部分中产阶层依旧害怕经济衰退。这一衰退论在部分程度上被看做与短期不稳定工作岗位的增加，工资相对下降以及经济的有限增长相关。但是同时，当涉及到中产阶层中的富裕人群时，这一说法部分程度上又是不成立的。
然而这种恐惧所代表的政治意义并未因此改变。社会底层的不少人则陷入沮丧之中。他们中许多人不再参与投票，因为他们无法继续信任现有执政党。德国将自己描述为“绩效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市场经济”会社会道德层面上德国经历着时代精神的转变。舆论显示，“政治正确性” 越来越强，性别关系愈加平等和多元文化生活方式更丰富。此外令不少人颇为不安的是性别认同的瓦解（比如“同性恋者”和“变性人”的出现），这也在以增加“多样性”的中小学性知识课自由化过程中体现出来。虽然不少民众对此表示担忧，但是没有一个现有政党明确表示反对这些变化。一些特别保守的民众害怕自己的孩子受到“性政治改造”。
再次，德国主流政党的政治纲领日益受限。曾经的保守政党基民盟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社民党在其纲领以及推行的政策上向彼此靠拢。
对于在社会政策上持保守态度的公民来说，联盟党至今为止一直是其归属，但在默克尔的领导下联盟党更加自由化，且抛弃了若干条以前的保守政纲。
另外，较长时间以来，德国都是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执政。因此，政党政治上的反对势力相对较弱，无足轻重。最终，主流政党在许多问题上相互靠拢。如今在德国的政党体系中没有什么其他的政党可供选择。
此外，现有主流政党的政治风格相对朴实，符合技术专家治国主义。但有些选民，特别是抗议选民却追求激情昂扬的政治，来传达他们的情感。德国选择党一些领导人士激情澎湃和极端化的出场表现，也与默克尔一直强调简朴的领导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进程和发展态势都导致人们追寻其他的可选方案，因为只有存在政策选项时，或者至少在舆论中象征性地出现这些选项时，民主才能发挥作用。
而默克尔很长时间以来却秉持T.I.N.A.说辞（“T.I.N.A.”是英语“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缩写，意为“别无他选”）。她用这套说辞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称其是“没有选择”。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使得德国不少民众变得冷漠沮丧、愤怒，担心社会衰退。他们因为德国社会文化的变化而不再有“身处自家”的感觉，害怕文化变迁带来更多伊斯兰国家移民，造成性和性别多样化，从而威胁传统家庭模式。这类民众中许多人都感觉自己被主流政党遗忘了。
德国选择党则成功触及许多这类选民。它通过自己的名称表明政党政治上的他选方案是存在的。该党名称“德国选择党”暗示着，尽管执政党宣称现行政策别无他选，但事实上确实存在着其他可能。
两次“民粹主义时刻”助推AfD发展
这当然不是德国选择党能获得成功的唯一原因。另有两次“民粹主义时刻”为该党成功助上了一臂之力。
右翼民粹人士通过其言论和鼓动将人民描述成一个优质可靠的群体，它受到来自腐败的精英和外来人士两方面的威胁。而右翼民粹主义者将自己化身成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的代言人，同时与统治阶层精英和危险的外来人士划清界限。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个契机，来至少让一部分民众与他们产生共鸣，并且让该党传递的信息显得真实可信。历史学家劳伦斯·古德温将这些契机称作“民粹主义时刻”。它们主要发生在危机时刻和社会问题情况下，彼时民粹主义的煽动大起作用。
第一个“民粹主义时刻”是2010年开始的“欧债危机”。在欧债危机中，银行系统面临破产，一些欧盟国家的支付能力受到挑战，经济趋向衰退，欧盟面临破裂。为了阻止这样的危机，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国家回购不良贷款、为危机银行和国家注入公共资金的措施令德国部分民众激愤不已。
因为媒体的扭曲报道，德国的部分民众认为，德国政府挥霍着“德国人”的钱来保障“外来”国家的利益。此外，德国政府的相应措施为欧盟服务，而欧盟过于脱离民众。
德国选择党得以利用由此产生的愤怒情绪，将欧洲一体化、欧元以及救市政策演变成政治问题。他们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对抗欧元的政党，欧元被他们描述为自负的精英工程，不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
第二个“民粹主义时刻”便是所谓的“难民危机”。早先难民和移民的涌入在德国激发了积极的共鸣，关键词“欢迎文化”为人们津津乐道。电视上播放着感人的场面，其中包括默克尔和刚刚抵达的难民举起相机自拍等等。这里还有必要提及，这其中也有溺水而亡的难民照片，它们激起了德国人民的同情。
然而，有关难民来德的积极报道不知不觉中变了调。持续不断的难民流愈加频繁地被描述成是对国内安全和文化认同的威胁，舆论关键词变成了“承受极限”。
电视上播放的场景是拥挤不堪的难民营和德国主管机构前混乱的景象。对于许多人来说，国家显得没有行动力，这尤其令人担忧。难民人数及其未来增长数量不明，许多政府机构也不堪重负。
这场媒体争论的转折点是2015年除夕夜在科隆发生的事件。警察作为国家权力机构无法有效阻止这些事件。媒体上因此掀起了针对难民危害国内安全的争论。
德国选择党在这一背景下成功地将难民和移民话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并且占据了这一话题。他们将自己化身成所谓受到威胁的德国民众的代言人，在他们口中，德国民众被“难民利益团体”以及不听从民意的统治层精英所背叛。
这个话题为右翼民粹主义鼓动提供了契机，因为在难民危机过程中，确实许多来自其他文化的“外来人士”来到了“本国”土地。
此外，这个话题可以和政治精英的举措联系起来，他们没有致力于德国民众利益而采取行动。在最近几次州议会选举中，这一战略愈演愈烈，主要体现在德国选择党选民的动机不仅仅是对主流政党的普遍抗议，还有对难民政策不满。
对抗AfD的战略效果不佳
那么，受到民粹主义者挑战的政治精英采取了哪些防御战略来对抗德国选择党呢？简单来说有五大战略，总的来说，它们的效果都不尽人意。
第一大战略是对该党采取无视的态度。首先尝试不去关注这个政党、其领导及其诉求，这样它也就不会引起关注。这一战略从一开始就不成功。仅凭德国选择党持续的挑唆煽动行为，它的领导层人士便频繁出现在媒体上，人们根本无法无视他们。
第二大战略是侮辱该党。人们尝试将这个政党打上极右以及反民主性质的标签。在德国很长时间以来，该战略都是一个可以成功对抗右翼民粹主义的妙计。因为到目前为止，右倾、甚至极右总是会使得一个政党迅速消失在合法舆论范围内。
但是在对付德国选择党时，这种战略也没有奏效，因为它相对成功地抵抗住了极右及反民主的特征。其原因也可以追溯到德国选择党的历史，它原先是一个拥有学术外表的自由保守派政党，其领导层可以集聚一些德高望重的教授。如前所述，德国选择党在初期披着“教授党”的外衣，因此足够使其与极右主义特征撇清关系。
第三大战略是讨论该党的道德问题。德国选择党的拥护者、成员和一些挑唆性的领导层人士被打上不道德，不正直的标签，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错误”标签。然而这一战略也没能取得进展。相反，它甚至被德国选择党利用转变成了一种优势。他们得以将自己策划成被压迫的民意，而精英阶层想要通过“政治正确性”来使得这种民意保持缄默。
第四大战略旨在通过辩论来抨击德国选择党的定位。这一策略只能说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理性的政治辩论，特别是在选举期内，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未来扣人心弦的问题是，德国选择党的新议员们，其中还有毫无经验的州议会新议员，他们将如何在议会正常运作中经受考验。如果他们大多数人表现得毫不专业，该党会因此持续受挫。
最后一个对抗右翼民粹人士的战略是与其在言论表达上划清界限，同时在内容上向之靠拢。现有政党通过在言论上与德国选择党彼此区分，但同时在内容上向之靠近，以此来将右翼民粹人士的潜在选民转变成自身选民。这个战略也没有得到施展，反而使得问题愈加严重。
这一战略还使得德国的外国人法发生了改变。比如，避难申请者的福利减少，其家人随后移民德国的难度增大，有犯罪行为、被拒以及患有疾病的避难申请者如今更容易被遣送。修订该法律旨在促使媒体以醒目的大标题报道“避难法限制加强”，人们会感受到，政府终于针对这些社会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
的确，许多媒体都在报道大联合政府带来的“避难法限制加强”。然而这一策略的问题在于，德国选择党现在可以坦然地声称，是他们最终推动了政局变化。
总的来说，上述所有战略都不是很成功。德国选择党是不是能作为新党派扎根于德国政党体系中还有待观察。这是因为许多德国选择党的选民是抗议选民，他们选择该党不是因为认同该党内容，而是特别想要给联邦政府递上一张警告的纸条。
然而，德国选择党如今在德国政党体系中拥有其他政党没有占据的位置，并且拥有一定数量的潜在选民。但是一旦当选民认识到，该党的核心诉求包含削弱社会福利国家等内容（促进家庭除外），德国选择党还能否长胜，这还是一个问号。
（法伊特·赛尔克博士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他是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翻译：吴静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