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曾普遍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世界将朝西方进一步支配、非西方进一步从属，美国进一步称霸、他国进一步趋从的“历史终结”方向发展。但随着国际体系结构在21世纪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体系开始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回归平衡的特点。
具体而言，国际体系中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回归平衡，体现在国际体系结构的三个维度上。第一，国际体系结构的实力维度。由于冷战后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过去数百年里，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实力对比，正由原先完全失衡的西方处于优势的状态，开始出现二者间关系趋于回归平衡的变化。例如，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已经开始朝1800年的状态回归。
第二，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制度维度。随着国际体系结构在实力维度上西方与非西方间关系回归平衡，国际体系中无论是议程设置还是制度建设和倡议，也从原先完全由西方（尤其是二战后的美国）主导，开始出现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各自或共同提出/参与制度建设/倡议的变化。例如，G20参与的普遍性和合法性，都是G7/G8不能望其项背的。
第三，国际体系结构中的理念维度。随着以上两个维度的变化，开始出现新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结构中一家独大的西方理念——遭受检视、并与非西方世界理念以及西方世界的非主流理念竞存的变化。例如，相较于蕴含排他性的“国际社会”理念，以包容性为特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新倡议和新理念。在国际体系中，中国与西方之间因此出现了一个双向、双重调适过程。以下分别对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在双向调适过程的第一阶段，面对西方国家提出的种种质疑——“中国是个威胁”、“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作出的往往是被动式、反应式的回应，认为自己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数千万人生活在世界贫困线之下”。在双向调适过程的第二阶段，面对中国主动提出改革现有国际经济治理结构，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要求在全球治理中起到更大作用，面对中国开始大规模向非洲投资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西方国家开始将打破现状的“新殖民主义者”等帽子扣到中国头上。
这一调适过程有上述两个虽然明显不同、但却密切相关的阶段构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一个阶段中，中国需要成为适应者；相反，在第二阶段中，则需要西方付出更多努力成为适应者。目前看来，作为对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回应，中国的角色调适比较成功；相反，作为整体的西方，其角色调适则存在问题。例如，西方并没有对“一带一路”倡议或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作出整体的积极回应，而是“分裂”为两个不同群体，即欧洲国家普遍作出了积极反应，而美国和日本则不然。要而言之，如果说欧洲国家与中国基本上进行了正面的双向调适，那么美国和日本与中国进行的双向调适，则明显是消极的。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与欧洲之间、中国与美日之间的双向调适存在明显“温差”。双方之间双向调适的顺利与否，究其根源，需要从心理和现实政治这一双重调适角度来进行解释。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情况。从心理角度看，作为主体的西方以及与之相对的非西方——其中也包括中国，他们一直以来都认为西方是当然的议程设定者、问题的制造者和解决者。曾几何时，随着当代国际体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中国在其中地位的变化，世人开始把征询的目光投射到中国身上，以期求得解决问题之道。但是，我们并没有从心理上做好准备。因此，面对人们要求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发挥应有作用时，我们才会不时出现欲迎还拒的心态。随着国际体系结构发生进一步变化，中国也在不断积累心理自信，从而拥有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胸怀。“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从现实政治角度看，中国之所以在调适过程的第一阶段作出被动反应，是冷战结束之际国际体系结构完全由西方主导使然；而在第二阶段，国际体系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中国具备了主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环境。如此，中国在与西方的双向调适过程中，发生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质变。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西方的情况。西方与中国的双向调适顺利与否，也存在心理根源和现实政治根源。从心理方面看，西方一开始的心态是居高临下的，认为在“我”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结构中，中国应做的、能做的，理应只有配合。但国际体系结构的进一步变化，使得西方在与中国的双向调适过程中开始出现心理赤字，由此开始强化其防范中国、打压中国的心理。当然，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中的美日与欧洲国家之间存在一定心理“温差”。这在二者对建立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反应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二者之间的这种心理“温差”，又是源于现实政治。二战结束以来，如果说欧洲国家更多是朝着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中规范性权力的目标发展，那么美国作为二战后的战胜国尤其是冷战后的最大赢家，它最在意的是自己在现有或变化中的国际体系结构中所处的顶端位置是否受到影响。日本的问题则是要固守自己在东亚区域国际体系结构中的顶端位置。这就是美日两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投行等持拒斥立场的最终根源。
（本文得到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