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局风雨飘摇。上百万涌入的难民使欧盟的政治协调机制不堪重负，避难收容系统形同虚设，《申根协定》如一纸空文。系列恐怖袭击震动巴黎和布鲁塞尔，多年来发挥着欧洲一体化发动机作用的德、法两个核心国对此束手无策。欧洲政党形势急剧右转为政治格局种下毒苗，渐渐滋长的国家利己主义正在侵蚀欧盟的集体决策机制。
欧盟经受着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以往重大的政治危机中，欧盟都能够进一步加强制度化改革实现更深层次的一体化。此次正当关乎如何防止欧盟解体之时，我们可以看到的却是欧盟正面临着双重动荡危机，二者互长气焰，共同威胁着欧盟这一政治实体的存亡，它们便是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及穆斯林内部的教派斗争。
周边区域动荡考验欧盟一体化进程
欧盟面临的第一重危机是东南部相邻地区的不稳定。自从美国军事干预伊拉克失败起，直至利比亚和叙利亚战争，该地区一步步走向动荡。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鹰派幻想着在这些地方建立民主秩序，结果事与愿违，该地区陷入了宗派主义、极端主义盛行和无休止的战乱之中。欧盟在外交政策方面只能尽力控制与其相邻的已经陷入危机的各国局势。如何使这些不断受到外部干涉、走向极端化、分崩离析的社会重新恢复和平？同时欧盟如何在构建地区新秩序的努力中防止自身瓦解？哪些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的框架条件有助于稳定欧盟周边地区国家的局势？解决这些问题看起来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但是没有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就无法缓解难民潮。很多欧洲人已经无法忍受目前的社会状况。如果再将欧洲和非洲国家不断扩大的人口差距考虑进来，难民数量全面回落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首的欧盟和土耳其最近签订的难民协议不过是杯水车薪。我们看一下相关数据便一目了然。协议中约定，遣返所有由海路抵达希腊的不具有避难权的难民。欧盟要有计划地向土耳其遣返大量难民，必须安置同样数量滞留在土耳其境内的避难申请者。2016年3月底，就已经有14.9万余名难民抵达希腊诸岛。根据官方数据，2015年全年共有超过100万难民逃到欧洲。上述协议中约定的交换难民数上限仅为7.2万人。即便这样低的收容上限能否实现也还是未知数，毕竟欧盟之前类似的配额方案由于东欧各成员国的抵制根本无法落实。
这些数字反映出来的难民潮规模和计划收容数量的落差造成的重负，主要落在希腊的肩上。2016年1月底，马其顿关闭本国与希腊边境，数万难民或滞留在希腊边境小城伊多梅尼，或滞留在雅典和爱琴海的小岛上。土耳其与欧盟3月签订难民协议后，联合国难民署和无国界医生组织从希腊各岛的快速登记站撤回了相关人员，理由是新确定的收容方案不符合现行的国际人道法。他们的营地在欧盟的协助下一夜之间改建为收容所，为接下来大规模遣返难民做好准备。
由于金融危机和欧盟提出的节约开支的要求，希腊人民已经在承受经济萧条、福利缩减，如今整个希腊又成了欧盟的难民转运地。一旦欧盟和土耳其的计划失败，从海路前往欧洲的难民数没有大幅度回落，那么希腊，这个西方民主的发祥地，自身也将面临制度崩溃和人道主义危机；尽管希腊人民的团结和捐赠热情值得赞扬，却也于事无补。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国家关闭边境以后，实际上希腊已经被排除在申根国家以外。按照欧盟各国和欧盟委员会的决议，希腊被划为难民危机的“缓冲区”，将真正的欧盟边界同周边动荡的地区阻隔开来。
除了明显要牺牲希腊以外，欧盟还缺乏可行、周密的总体战略。尽管欧盟与北非各国在多方面都开展了长期的合作，却并不能改变现实的困境。欧盟需要对如何解决周边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社会崩溃问题有长远的打算。因此不难看出，目前希腊承受的灾难只是更大规模的挑战即将到来的先兆——意大利政府已经警告说，难民潮有可能再次改道至意大利海岸沿线。
信仰冲突存在于欧洲内部
上文所述的地区性国家秩序崩溃造成的危机可能还比较容易理解，相较之下，第二重危机——信仰的冲突已经超出了欧洲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想象力。人们常常将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所当然地简单解读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而本文此处所指的并不是这两个一神教之间的对抗，而是伊斯兰教内部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使伊斯兰教世界动荡和分裂。那些关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论调恰恰造成了两教之间的矛盾，他们都忘记了，深受恐怖主义戕害的绝大多数人自己也是穆斯林。
欧洲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甚至同一教派内部较极端和较温和的分支之间的矛盾，一定要演变成无休止的战乱。欧洲的宗教战争和教派纷争已经是几百年之前的事了。当时欧洲的王国和共和国在经过了宗教战争的灾难以后，建立了与宗教脱离直接关系的政治秩序。宗教团体、教会及神学界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并为现代社会和法治的发展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与此相对，作为主要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虽然在历史上有能力创建多宗教并存的宽容政体，却对欧洲的现代化始终鲜有根本性的解释。
在欧洲与其相邻的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危险的认知误区，同时在欧洲国家与本土的伊斯兰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这样的误区。世俗化的欧洲无法理解伊斯兰社会的身份认同危机，也无法理解伊斯兰世界政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关于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及其教义的现代化的争斗无处不在，尤其是在欧洲内部。一方面，“伊斯兰国”已经摆明要将分化欧洲公众同时割离欧洲穆斯林作为他们的核心战略目标。利用恐怖袭击以及欧洲各国政府对穆斯林越来越强硬的政治态度，促使不遵从沙里亚法的穆斯林人站到“哈里发国”一边。另一方面，尽管如此种种，伊斯兰教通过成功融合还是有可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在这方面必须特别强调欧洲各国众多穆斯林协会和团体作出的巨大努力，同样作出贡献的还有往往被低估的无数穆斯林公民，他们在业余时间努力在世俗国家的框架内从实践和理念两方面践行穆斯林的生活方式。
在布鲁塞尔发生系列恐怖袭击之后，人们慌忙要求采取应对措施。在策略方面急需加强欧洲各国警方和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此有效粉碎日后的恐怖袭击。在战略层面则是不容许用简化的方式对此进行解读。
面对残酷的现实，欧洲人渐渐了解到，问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不会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因为欧洲边境地区的双重危机直接影响到中国实现连接欧亚非大陆的梦想。中方正在考虑如何积极地参与稳定欧洲邻国的政策。这就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补充一个分析视角：它不仅是作为一项促进经济合作的倡议，也应作为一项促进安全与稳定的工程。因为，现代丝绸之路是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是否有一个强大并具有行动能力的欧盟作为伙伴。而就目前的欧盟内部而言，官民双方亟须寻求一个正确的方案将难民融合政策与庇护政策融为一体，达到国家秩序与人道主义责任的有效平衡。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