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1 西方的危机:2017——威权政治强势来袭

发布时间:2018-01-17浏览次数:13

西方的危机:2017——威权政治强势来袭

《南德意志报》网站20171230日评论  威权有不同面孔:埃尔多安、高兰德、普京、斯特拉赫、特朗普、卡钦斯基。对于威权的壮大有多种解释,比如社会不平等或者移民问题。但这些解释还不充分。文化斗争才刚刚开启。

争议早就有了。所以这里首先摆出2017年几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德国选择党进入联邦议院,在第二票上获得12.6%支持率;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在奥地利,有1316442人投票给了奥地利自由党,其获得的总票数占有效票数的25.97%;波兰民粹主义政府一步步控制了司法;俄罗斯、土耳其、印度或者匈牙利的威权领导人物和煽动者给社会带来剧变。社会公平或社会秩序产生自不断变化的话语。现在正发生很多变化。西方自由的社会身陷威权压力。“愤怒时代”到来,威权的领袖人物们利用多数愤怒之人的犬儒态度和不满,谈论的都是“威权的起义”“人民的反抗”和“欧洲黄昏”。

对威权力量增强的解释不胜枚举。譬如:

难民和移民政策

无论是右派保守力量自身还是它的反对者们,在解释右派保守力量增强时,大都首先将原因归结于难民和移民政策。这一现象并非只出现在德国。在论述中,那些求助者,尤其是自2015年夏来到德国的求助者,通常都被作为一个投射面。个人、个体的命运并不重要,因此也就从公共讨论中消失了。剩下的便是彻头彻尾的外来人,他们“和我们”格格不入并且还时不时的成为右派民粹者的动员帮手。

不平等

政治左派通常会将不平等作为右派政党和威权蛊惑者当选的理由。这也就是说,谁经济上失利,工作中遭遇不平等对待,将贫富之间、上层与下层人士间不平等视为耻辱,那么他迟早会在投票站发泄自己的不满。

事实上,德国人之间的经济条件的确差异巨大。德国人中,较为贫困人口占50%,但他们仅掌握所有私人家庭净收入的2.5%。社会阶层和职位跃层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相比于1960年,如今出生在贫困家庭的人通常更容易保持贫困的状态。这些情况都不利于社会团结。但这并不符合事实,例如,所有选民中支持选择党的选民在经济上并不差。

自由主义没有实现承诺

人们不满于不平等加剧,进而直接导致对消除不平等的可能性消失的不满。而这也演变为自由主义的危机。文学学者阿尔布雷希特·科索奇(Albrecht Koschorke)认为,2017年的自由主义无法再向所有人许诺未来,无法为所有人带来如同工业现代化曾经能够可信地保证进步。当自由主义无法再保证未来所有人的文化和经济参与,那么它将陷入危机之中。这些人,尤其是社会中层人口,将会转向。一方面,他们反对那些似乎拥有一切并向他们开出一张空头支票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反对那些想要从他们辛苦劳动获得的成果中分一杯羹的人。如果蛋糕无法再做大,分配争斗会变得更激烈。人们惶惶不安,担心个人生存方式的基础无法再得到保障。

民主机构的陷落

这也关系到权力的转移。如国家议会等民主机构权力在丧失,而企业、中央银行和国际法庭则慢慢把持权力。例如英国的政治评论家凯南·马利克解释道,右派民粹主义力量之所以增强,是因为缺少组织优良的对手。原本工会等组织和其他社会运动的任务是向人们传递一种政治声音,反对没有限制的经济。但现在这种声音沉寂了。

这些经济和政治解释范例是无可置疑的。但都是管中窥豹。忽略了其中的错综复杂。聚焦于难民或是经济势态便会忽视其他:如刚冒头的文化斗争。难民和不平等问题是这场冲突的表现形式。它们只是一种症状,而并非原因。

怒视上面的人

这次的文化斗争仅凭数据和表格是无法说清的。这种斗争在感知层面上进行,是社会各种思潮之间的斗争。斗争涉及的是在部分民众中普遍存在一种觉得被忽视的愤怒。愤怒针对臆想出的建制阶层、“上面的人”,这些人对“普通人”毫不在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受到伤害,在文化上被抛弃。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全球化和后现代

世界范围内人们受教育水平提高、福利和医疗条件改善、寿命延长。事实上确实有人明显受益于全球化。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与世界各地有工作上的或朋友间的联系,住在昂贵的市中心,维护着世界主义-通晓多语言的、自由主义的身份认同。他们通常会讨论一些英语概念,例如性别主流化或是素食日。

也有人认为,衣着光鲜的、热衷垃圾分类的精英阶层欺骗了他们。持这一观点的是在全球化中并未获益的人。对于他们,现代化并未发展出合法性。他们不愿被迫接受那些全球化主义者向他们兜售的所谓进步的东西,他们畏惧社会的改变。特朗普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承诺退出全球化,呼喊“美国优先”。

一个越来越现代的、自由的世界正在成长。它被不断重新构建。每一项发现都让它更为复杂,个人限制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孤独。在这样的世界,能够忍受矛盾心态是至关重要的。现代化的自由感催生出无力感,而这种无力感让人难以忍受,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变,社会规则在变。学者潘卡基·米什拉Pankaj Mishra称之为“解放的枷锁”。

很长一段时间,彻底的社会批判是现代社会的特色项目,因此如今恰恰也被反动的右派和威权人物利用。他们的要求是:威权而非自治。威权势力以简单明了的事实、攻击性的话语迷惑人心,具有攻击性地告诉民众:我们走的太远。他们给民众以机会将世界的复杂性简单总结为个人的伤害。怨恨让世界变得狭隘。男女平等?它摧毁了我们的传统!伊斯兰教?恐怖分子的宗教!欧洲一体化?受益的只有那些南德的懒鬼!现代的自由的世界变成了敌人。在这些简单的话语中,文化冲突找到了受大众欢迎的表述。

后事实

与后现代式的真相消失紧密相连的是特朗普得到广泛关注这一臭名昭著的现象。后事实或者简单的说就是谎言。在这一标题下诸如移民,难民、欧洲化、恐怖主义等现象纷繁交错。骤然间不再有事实,而只有阐释。威权的领袖人物如普京和特朗普将这点在政治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将事实置于他们的议程之下。哲学家菲利普·希伯尔(Philipp Hübl)将之总结为“意识形态优先,事实次之”。

聚焦身份认同政治

2017发生了一系列极具争议的事件,如:种族认同,性别议题、性别少数群体或是社会多样性的反对与赞同。太多了吗?

普京和特朗普向他们的支持者承诺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相比于其他人,他们将这群支持者纳入自己的团体中。这样,自成一体、隔绝外界的人性需求得到了满足。

美国思想史研究专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强调,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左派本应为此开拓一片领域。里拉201611月在《纽约时报》刊登的名为“自由主义身份认同的终结”文章,该文在2017年受到热议。里拉认为,在社会及政治领域,自由主义左派的世界主义者太过关注身份认同政治,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斗争,例如有关物质公平的斗争。

加布里尔的看法与政治学家克劳斯·莱格维Claus Leggewie的观点相似。即:左派轻率地忽视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不再是阶级问题,而主要是身份认同问题。这一观点的知名反对者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他在2016年出版的书籍《返回兰斯》在2017成为畅销书。他坚持,人们不应将身份认同政治的斗争与社会和经济斗争对立。

右派阵营因为左派的不一致观点而摩拳擦掌:右派学者贝内迪克特·凯撒(Benedikt Kaiser)认为左派放弃了他们对社会公平与团结的叙述,这对右派来说是一次接手此叙述的历史性机会。

这是一场结局未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