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专注欧洲问题的人而言，过去几十个小时的体验不亚于坐一场上天入地的过山车。就在前日晚间，我面对媒体关于英国脱欧公投专题采访，还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肯定称英国退欧为“伪命题”；而一觉醒来，公投的统计数据居然就令人挢舌难下地一个选区接一个选区向脱欧派倾斜，最终定格在脱欧派（51.9%）对留欧派（48.1%）的完胜上。
毋庸置疑的是，我先前的信心并非来源于毫无道理可言的盲目乐观，而是代表了欧盟国家的舆论对英国退欧公投一事的主流态度，背后以大量有关英国和欧盟关系的常识和貌似无可辩驳的分析作为支撑。仔细想来，这种观点包含了以下内容。
听惯“狼来了”的欧盟大意了
在价值判断的意义上，即此次公投体现了何种水平的政治理念和技术手段，欧陆的主要论调此前普遍评价不高，认为英国首相卡梅伦2015年在英国下院选举时提出由公投表决退欧留欧本身就是一件草率而不负责任的行为，属于小聪明多于大智慧的政治算计。
众所周知，英国在理智与情感上对于欧洲大陆的双重纠结，甚至比现代英国的历史还要悠久，而且每每令大不列颠子民群情激昂。就现代公投作为政治手段而言，二战之后当代英国的第一次公投居然就是1975年针对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如今欧盟的前身——的去留进行表决，而英国只不过在1973年才刚刚加入欧共体！
现今卡梅伦发动的公投只不过是这一部令人乏味的“英欧千年恩仇录”的最新版，又一次高呼“狼来了”，手段和目的毫无新意，无非是祭出所谓的民意法宝，一方面在保守党内向反对势力、另一方面在欧盟层面向其他伙伴国施加压力，为自己的政治阵营、为英国争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谁不知道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的那句名言：“I want my money back（我想把我的钱要回来）”——哪里有比这句话更为直白的表达，能用来高度浓缩英国和欧盟关系的核心与实质呢？
就在不久前，卡梅伦已经以这次公投为理由为英国再度讨来了欧盟的特殊政策，比如可以视具体情况不为境内欧盟其他国家居民提供全额福利等等。
欧盟的核心国家如德国和法国等为了维持“欧洲工程”的大局，总是尽量满足英国人的特殊要求。这么看来，欧盟从战略上习惯性地过于藐视了此次公投的格调，而忽视了公投可能隐含的颠覆性危险。
“欧洲叙述”的一致性真的存在吗？
那么，欧陆的主要论调为何会忽视英国可能会作出脱欧的决定？这可能还要回归“欧洲工程”的起点才能看得更清楚。
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和德国——或者说德国和法国——发挥了主导作用，两国的和解与融合也就更具备象征意义。换句话说，对于“欧洲工程”的理解和叙述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法德两国的视角，至少在戴高乐退出政治舞台之前，英国是没有参加欧洲融合进程的——高傲的法兰西人坚持认为英国迥异于欧陆国家，两度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这也保证了法国在欧洲融合过程中的实际主导权。
丘吉尔在1946年提出“欧洲合众国”概念的时候，着眼点在于保证欧陆的和平，而大英帝国是没有必要侧身其中的——英国当时的“朋友圈”属于另一个天地：大不列颠当时还引领着庞大的英联邦，与美国也维持着特殊关系，这使得英国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没有加入满目疮痍的欧洲的动力。
大相径庭的动机暴露了历史经验的差异。在欧陆，欧洲对于德国战后著名诗人恩岑思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首先意味着“非历史常态”的“几乎一代人的时间没有战争”的美妙体验；与之相比，英国在二战期间虽然也经历了惨重的损失和牺牲，但是英国人并没有成为纳粹铁蹄下的亡国奴，也没有在战后重塑国家政体、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意味着英国现代历史和文明史上的“断裂”。这种历史经验的差异使得“欧洲叙述”实际是建立在并不真正存在的所谓一致性基础之上。
向来“孤立”的英国何以加入欧盟？
眼见欧洲大陆逐渐通过融合走向复兴和繁荣，英国也萌发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念头，在1960年代两度受挫于戴高乐的固执之后，终于在1973年元旦正式成为欧共体的一员。
也就是说，现代英国对于欧洲的理解过多集中于经济领域，“欧洲”意味着统一的大市场，而绝不是改变、动摇、甚至替代大不列颠的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当英国人对于欧盟的经济期待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兑现的情况下——某些群体尤其无法直接得益于以欧盟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欧盟对英国人还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英国和欧盟的龃龉泰半来源于此，这从撒切尔到卡梅伦始终没有发生过根本性变化。
这么看来，我对英国脱欧的判断错误和我对欧洲的信心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这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历史认识的局限：我们太相信以和平和发展为核心的欧洲叙述具有普遍意义，太相信这种充盈着欧陆精英主义色彩的理念才是真正的、崇高的建构性力量，从而傲慢地对待、甚至藐视和无视历史经验的多样性以及代际经验的更迭。
如果我们相信向死而生，那么英国此次脱欧对于欧洲/欧盟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一场危机，这也是促使我们拷问“欧洲叙述”的一个契机。也许，一场欧洲范围内新的启蒙正在酝酿。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