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双亲家庭，每年最多可以合计享受相当于十二个工作周的带薪儿童病假。卫生部部长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基民盟）希望缩减这一待遇，而反对声音也随之迅速出现。如果按照批评者的说法，这似乎又一次证明了联盟党的“冷酷无情”。在这种叙述中，林内曼正在毫不留情地进一步增加职业父母的生活负担。按照他的设想，今后每位父母针对每个孩子可以享受的带薪儿童病假，将从目前的15天减少到10天。
然而，这种做法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吗？其实并不是。新冠疫情之前，德国长期实行的就是每名儿童、每位家长每年10天带薪儿童病假的制度，当时并没有被普遍视为一种无法接受的负担。疫情期间，由于特殊情况，立法者一度将这一数字临时提高到30天，之后又调整为15天。在当时异常严峻的条件下，这样的安排无疑具有合理性，但其本来就是作为特殊时期的临时措施而设立的。林内曼指出，这种特殊安排如今可以结束，这一判断并非没有道理。
以一个拥有两个孩子的双亲家庭为例，目前夫妻双方一年总共可以享有60天儿童病假，也就是15天乘以两个孩子，再乘以父母双方，相当于十二个完整工作周。单亲父母同样可以独自拥有这十二周的额度。如果家庭中有三个或更多孩子，则年度总额度最高可达到70天。对于需要承担额外工作的同事而言，这显然也会带来实际影响。
从原则上说，德国当然有必要保留带薪儿童病假制度。但问题在于，父母的照护需求、雇主利益以及其他员工的工作负担之间，也必须维持一定平衡。况且，对于特殊情况本来就存在额外规定。例如，当孩子需要住院时，可以适用特殊规则。对于最严重的情形，例如孩子已经被确诊生命所剩时间有限，父母中的一方甚至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领取相应的儿童疾病津贴。因此，眼下讨论的并不是这些极端悲剧情形，而是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中可能反复出现的儿童生病问题。由此来看，讨论林内曼的建议时，不应只计算这一改革能够节省多少财政支出，还必须考虑另一个现实，即缺勤员工原本承担的工作最终仍然需要由其他人完成。
当然，父母不可能对生病的孩子置之不理。但即便病假额度真的全部用完，仍然存在其他安排，例如调休加班时间、使用年假或者申请无薪休假。父母需要在家庭生活和职业义务之间作出相应安排，从而承担对子女的照顾义务。遗憾的是，在今天的公共讨论中，只要强调父母自身也应承担这一责任，就很容易被贴上“对儿童不友好”的标签。
每当有人提出改革，总会迅速出现愤怒的反对者
家庭部部长卡琳·普里恩（Karin Prien，基民盟）最近也有类似经历。面对德国学生表现再次不佳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成绩，她只是较为谨慎地指出，学校不可能独自解决所有教育问题，家庭环境对于儿童成长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无论向教育体系投入多少资金和资源，都很难完全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如果孩子整夜沉迷电子游戏，而家中甚至连一本书都没有，那么单靠学校显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围绕儿童病假的争论反映了德国长期改革讨论中的一个基本困境。无论政府准备调整什么制度，或者削减哪项既有待遇，几乎都会立即出现强烈反对。就儿童病假而言，这些批评者的判断并不正确。但另一方面，许多人目前确实存在一种可以理解的感受，也就是政府似乎正在多个领域不断削减原有福利。因此，改革究竟可以推进到什么程度，社会能够承受多大幅度的调整，政府又在什么情况下会越过界限，并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政策领域的统一答案。
林内曼担任卫生部部长时间尚短，但另一个案例恰好能够说明这种区别。他希望阻止此前讨论中的一项改革，即削减照护家庭成员者未来能够获得的养老金权益。对此，本文作者认为，如果真的实施削减，那才是真正不合理的做法。原因在于，这些在家庭内部承担长期照护责任的人，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服务，却并未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经济补偿。如果没有这些家庭照护者，德国现有的长期护理体系可能很快就会陷入严重困境。养老金制度改革则又属于另一种情况。
此前，一个委员会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希望从根本上重新调整德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使其能够适应未来的人口和财政条件。但过去数周中，这一改革方案不断遭到各方面削弱，如今已经所剩无几。联盟党与社民党组成的“黑红联盟”正在主动放弃一次极其重要的改革机会，而且这是在明知其后果的情况下发生的。问题在于，政治上往往先激发公众的不满情绪，随后又因为这种不满而放弃改革。如果长期以这种方式处理社会政策问题，那么德国将很难真正完成面向未来所需要的制度调整。
（编译自9月25日的每日镜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