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德意志报》网络版8月23日分析德国难民危机引发了数十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公民社会运动。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禁会问：是哪些人提供了援手？他们的驱动力是什么？他们的底线又是什么？
目前德国选择党的成员人数已达到约24000人，排外的“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Pegida）团体的黄金时期也差不多鼓动了这么多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但是这24000人与900万人相比又意味着什么呢？德国新教教会社科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截止到2015年底有10.9%的德国人，约900万人参与了救助难民的工作，比德国人一向最热衷的活动——体育所参与的人数还多。与许多预言不同，德国的“欢迎文化”尚未终止。据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很多倡议团体以及自发形成的援助组织在此期间甚至变得非常专业。
面对德国选择党大选节节胜利的局势，那些选择党选民的恐惧感总是引发德国公众的关注，而与之相反的人们获得的关注较少，他们表现出的面貌是：勇气、投入、好奇和理想主义。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偏见问题研究者贝亚特·库珀（Beate Küpper）表示，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比如面对数十万移民大量涌入的时候，人们总会表现出两个基本倾向，这一点我们从婴儿身上就可以看到：在好奇心和胁迫感之间摇摆。
安全感
哪种人会感到恐惧，什么样的人又会表现出好奇心呢？库珀表示，值得注意的是，看护人怀抱中的婴儿更常做好奇的举动，而不是防御和恐惧。研究人员从援助者身上得到的印象与此相吻合。通过柏林科学中心和慕尼黑实用科学学院问卷调查得知，大部分难民援助者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较稳定，其中很多人都有着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
当然也有很多虽然工作体面但是抵触难民的人。库珀表示，保守的观念和对身处环境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前什么都比现在好，或者干脆认为，一切都必须保持原样。事实上，以前对白人男性一家之主可能确实什么都好，但对于其他群体却完全不是。
援助者的受教育水平超出平均值
与此相对，也有很多工资微薄的人愿意为难民付出一己之力，在这一方面占援助者群体比例较高的大学生们就是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通常收入很少的公民群体，也不一定都有很好的工作前景。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很符合援助者的特点。因为援助难民的志愿者群体的教育水平超出公民整体平均值。库珀表示，民调中教育水平高的人比教育水平低的人持有更少的偏见；这里的教育水平不一定表示数学成绩要很好，而是指有时间、有智力水平参与社会进程和民主实践的讨论。并且，对其他文化的知识的掌握也有积极作用。
问卷调查还显示，很多援助者的动机不仅仅是利他主义。尽管对于很多援助者来说人道主义和宗教（“行善事”，“担道义”）是很重要的动因，但很多援助者也明确表示有个人原因，比如“传递我的知识”“被需要的感觉让我很满足”或者认识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很有趣。对他们来说，帮助难民也是安排休闲时间的一种方式。
援助者经常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侮辱和威胁。所以库珀会向一些自己没有实施援助行动，但认同援助是好事的人提供咨询，告诉他们如何友善对待援助者。
促进积极投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是否有共情能力。“我们总是碰到一些年长的人，他们在难民危机中会想起自己以前的逃难经历，所以愿意帮助难民。”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自身有移民背景，所以也非常积极地伸出援手。这并不意味着，援助者没有不安全感。研究者发现，很多援助人员刚开始对自家附近的难民营也心存疑虑，但之后决定积极援助，这样可以让所有人的情况尽可能变好。这种心态和援助者的自我认知有关。很多人说，我不想成为自闭和胆小的人，而想变得开放和慷慨。
援助者很幼稚？
这个观点在讨论中引发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援助者很幼稚，没有看到真正的问题。在科隆除夕夜性侵事件和几起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了这样的指责声。库珀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很多援助者在援助工作中体会到了让难民融入有多么困难。”援助者经常遇到官僚手续阻力或者发生个人冲突。他们不可能一直幼稚下去。
如果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开放和慷慨会怎样呢？哲学家和环境伦理学者康拉德·奥特（Konrad Ott）在其杂文集《移民和道德》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对“欢迎文化”持怀疑态度。奥特的文章特别值得一读，因为他绝不是Pegida、德国选择党等极右组织的追随者。相反，如果让德累斯顿排外游行的人描述什么是“好人”的话，奥特很符合他们的描述。他是绿党成员，他的夫人是神学家，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说的那样，他身处的环境中只有一种意见：德国必须在难民危机中展示友好和开放的面貌。“我了解这种道德，因为它也是我自身的一部分。”
“欢迎文化”的边界
奥特对那些给难民上语言课、为难民提供人道援助的人表示最高敬意。“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得寻求一条政治途径来解决作为国家如何处理难民情况这个问题。”这样，欢迎文化立刻就碰到它的边界。
奥特在其杂文集中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将难民危机的主体分成道德型伦理者和责任型伦理者。前者是奥特所称的身处环境中的人，如绿党政客，还有部分左翼党人和自由媒体。他们倾向的观点是：“所有难民有寻求保护的道德权利。”后者指的是自由-保守媒体、法庭和行政机关，还有社民党和基民盟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更关注难民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因此寻求国家可以承受的解决方案。两个阵营的分歧之一是：什么应该视为逃难的充足理由？道德型伦理者倾向将已被认可的逃难理由战争和迫害扩展到贫穷、男女不公正待遇和环境灾难。奥特认为这些虽然值得同情，但是从责任型伦理者角度看却存在问题。双方讨论的起点是道德立场，道德立场看起来不容置疑，实际却将争论导向了“开放的边界”，即人在全世界都有能定居下来的权利。这个权利让难民接收国的组织能力不堪重负。
徘徊在开放边界和欧洲堡垒之间的德国
根据比勒菲尔德大学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很多德国人同意奥特的观点：欢迎文化在过去几个月获得的赞扬度在减少。尽管有四分之三的德国人认为难民有权利享有更好的未来，但是60%的人担心他们来到德国后会带来问题。有关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恐怖袭击、性侵和融入问题的报道增强了人们对难民的不信任感。奥特认为，责任伦理者坚持严格区分逃难和移民这两个概念，认为国家接收能力有限度。这类人可能有转向冷漠的危险，可能将欧洲变成一座堡垒。“这样很快就可能出现这样的言论：当然也可以向儿童开枪。”根本上说，两个阵营的矛盾还集中在另一个问题上：哪种权利更高？是个体要求受到人道主义的、道德上毫无争议的对待的权利，还是国家为自我保护制定规则的权利，其中包括限制本国以外公民的个体权利？奥特在其文集中准确地描绘了德国人过去一年在难民讨论中的摇摆态度：“欢迎文化带来的欣快感让步于一种新的冷静”，“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讨论政治问题，比如与土耳其的协议，而不是讨论道德问题”。同时，溺亡难民的图景还一直在人们脑海里，在道德上让人难以忍受。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调查显示，这样的图景正是让德国人总保持着救援意愿的重要原因。奥特则在文中描述了很多德国人的道德困境：欧洲不应该成为堡垒，而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也不能就这样撤销所有边界。这是会一直困扰德国人的两难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