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苗苗
过去，德国许多雇员更倾向于投票给左翼政党，尤其是工会成员。如今，德国选择党（AfD）在工人群体中支持率领先。对此，工会并非无力应对：它们能够采取行动对抗职场中的右翼转向。
若论工人的政党，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后非德国选择党莫属。选后民调显示，在2月的联邦议院选举中，38%的工人将选票投给了德国选择党，这一比例高于其他任何政党。工会成员投票支持德国选择党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在上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中，社民党（SPD）在工会成员中的支持率首次落后于基民盟（CDU）和德国选择党。
工人为何转向德国选择党？
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德国工人研究的社会学家理查德·德耶（Richard Detje）指出，德国工人转向德国选择党的核心原因是德国“绩效社会”叙事的崩塌，即“努力就能成功”的理念不再成立。德耶观察到，当原有叙事失去影响力时，右翼势力会趁机填补空白。德国选择党等政党刻意制造“辛勤劳动者”与“不劳而获者”的对立，构建“我们对抗他们”的二元对立框架。德耶解释右翼的论证逻辑时表示：“‘我们’从来不是一个实质性概念，它总是通过‘他们’来定义。”
亲工会的汉斯-伯克勒基金会（Hans-Böckler-Stiftung）下属的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所2025年的一项研究也探讨了工人频繁投票支持德国选择党的原因。该研究在2020～2025年间对德国数千名工人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对自身工作岗位的担忧是“选择极右翼政党的重要因素”。报告进一步称：“认为工作环境不稳定、在工作中缺乏自主能动性和团结感的劳动者对数字化和气候保护转型进程的接受度更低。”
德国过去几年的多重危机，包括短时工作制、通货膨胀和无力感体验，直接影响了工人的生活。气候变化更使情况雪上加霜，因此经济需通过转型来应对这一挑战。作为德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汽车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未来，人工智能的应用还可能进一步导致就业岗位流失。这些即将到来且往往前景不明的变革，引发了许多工人对社会地位下降甚至丧失的担忧。此外，德耶表示，工人对工会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工会原本是代表工人利益的传统组织。当工会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时，右翼势力就有了将自己塑造成替代选项的空间。
“中心”协会究竟是什么？
名为“中心”（Zentrum）的右翼协会以工会替代者的身份出现。该协会成立于2009年，旨在扎根企业。其前身是“汽车中心”（Zentrum Automobil），该名称一直使用至2022年。它起源于斯图加特郊区下图尔克海姆的戴姆勒工厂，其创建人奥利弗·希尔布格尔（Oliver Hilburger）曾是新纳粹乐队成员。2018年，勃兰登堡州内政部将其定性为“右翼极端主义者”。
“中心”协会将推行社会伙伴关系的工会视为政治建制派的一部分，进而将其塑造为敌对形象。该协会在2022年的一则视频短片里称，无论是全球化、裁员、转型还是自动化，这些发展都是由德国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l）或德国联合服务行业工会（Verdi）等组织推动的：“它们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中心”协会已成功在汽车行业的部分企业获得企业职工委员会席位，例如在戴姆勒-奔驰，以及茨维考的大众汽车工厂。如今，该协会计划跳出汽车行业，向公共服务和护理行业扩张，并已在汉诺威成立了西北分部。
但从形式上看，“中心”并非具有集体谈判权的工会。2025年8月，布伦瑞克劳动法院驳回了该协会的诉讼。该协会曾要求进入大众子公司——大众集团服务公司位于伊森比特尔的工厂，但法院认为其未能充分证明在该厂拥有至少一名成员而未予以准许。
此外，“中心”协会推举的企业职工委员会成员数量仍然很少。根据维护民主协会（Verein zur Bewahrung der Demokratie）的统计，在全德约21万个企业职工委员会席位中，“中心”协会仅占15个。
工会如何应对工人阶层向右转？
托马斯·哈特曼（Thomas Hartmann，此为化名）是德国东部某前地区首府一家企业职工委员会成员。他坚信，仅靠言论无法对抗右翼转向，必须采取具体行动。这意味着工会要积极主动。哈特曼回忆道，一位联合服务行业工会新任秘书曾为企业带来了“新鲜空气”，他积极邀请员工参与集体谈判，并主动询问“你们真正想要什么”。他说，这种做法反响良好。几年前，他的同事们首次举行罢工，并为此感到自豪。有一幕场景让哈特曼记忆犹新：一位同事自豪地举着联合服务行业工会的旗帜。“他们想证明：我们在行动！”哈特曼说。罢工者中或许也有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但这场成功的集体谈判让他们感受到了自身的影响力。尤其在德国东部，联合服务行业工会和餐饮酒店业工会（NGG）等组织的会员数量正不断增长。2023年，联合服务行业工会报告新增约4万名会员，称该年是“2001年成立以来最成功的一年”。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图林根州的会员增长尤为显著。
德耶将这一趋势归因于“新一代工会成员”的出现。他们表示：“我们亲身体验到，付出是有回报的。”成功的集体谈判和加薪让工人们感受到了自主能动性，也增强了他们对工会的信任。
如何培养企业里的民主？
但这就足够了吗？参与“社区与职场团结”（SONAR）研究项目的约瑟芬·加里茨（Josephine Garitz）警告称：“雇员参与成功的集体谈判，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右翼思想就具有免疫力。”但积极的参与体验是关键驱动力。亲德国金属行业工会的奥托-布伦纳基金会（Otto-Brenner-Stiftung）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企业中体验过民主参与决策的人较少认同极右翼言论。加里茨强调，集体行动能力不仅能提高工资，还能培养矛盾容忍度，即承受矛盾的能力。这“从长远来看这是抵御威权态度的保障”。
同时，工会不应为了维护集体谈判中的团结而忽视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言论。“我们观察到，当人们参与成功的集体谈判，体验到集体行动的力量时，他们可能更愿意展开对话。”加里茨说。这会为团结创造空间，甚至跨越所谓的种族和文化界限。
德耶认为工会肩负特殊使命：“除资本方外，它们是唯一被允许进入企业的力量。”面对资金短缺以及围绕移民和福利国家的两极化辩论，工会需捍卫社会权利，并强化员工作为民主参与者的角色。
工会无法仅靠言论对抗右翼转向，关键在于成功的抗争、赋权以及反对分裂的明确立场。但这条路充满挑战，即使是满意的工会成员，有时也会投票支持德国选择党。如何在企业中践行团结从而从底层强化民主，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编译自德国广播电视网11月15日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