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苗苗
德国的出口模式正深陷生存危机，其表现包括转型与电动革命陷入停滞、连续两年经济负增长、工业企业关停或外迁以及工业岗位大规模流失。关税措施的增加同样不容忽视：德国汽车巨头及其他企业本想开拓中国市场，如今却转而要求德国政府保护其既得利益。欧盟正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是极具竞争力的中国经济，一边是特朗普在美欧关税战中的胜利——既然无法撼动中国，就将这份力量用在欧盟身上。
在此背景下，德国联邦政府承诺，这场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备扩张将推动经济增长。《商报》今年夏天举办的“军备：经济要素”论坛上，联邦经济部长赖歇宣称，军备扩张“对德国而言也是一次经济与技术机遇”。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的卡洛·马萨拉（Carlo Masala）作为媒体上军备扩张的核心发声者之一，在《法兰克福汇报》中承诺，军备扩张将成为“就业引擎”。世界经济研究所(IW)所长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则预计，军备支出至少将为整个欧元区带来1.5%的经济增长。
就连亲社民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旗下《国际政治与社会期刊》（IPG-Journal）也对军备扩张的增长效应抱有期待。而德国金属工业联合会（IG Metall）则面临这样的现实：汽车行业及其供应商的岗位正被军备企业的岗位所取代，如奥斯纳布吕克的大众工厂将改建为莱茵金属工厂，格尔利茨未来将不再生产有轨电车，转而制造装甲车，吉夫霍恩、萨尔茨吉特等多地也可能出现民用生产向军工生产的转型。因此，在部分人看来，军备扩张成了去工业化的“解毒剂”。
军备扩张能成为增长引擎吗？
这些承诺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军备凯恩斯主义真的能让德国走出经济危机吗？在出口模式岌岌可危之际，德国大规模军备扩张能否成为宏观经济的“万能药”？正如凯恩斯的名言“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去”，军备扩张是否能在短期内保住就业岗位，哪怕可能爆发大战，也要先“繁荣一把”？事实上，即便遵循其工具性逻辑，“军备扩张=去工业化解毒剂”这一等式，从纯粹经济学角度看也极为短视，原因有六。
第一，美国垄断军工市场，欧洲为美国企业“输血”。
全球高端军工市场被高度垄断且这一垄断由美国主导。全球五大军工企业均为美国公司。德国的大规模军备扩张，本质上是欧洲工薪阶层用税收为雷神（Raytheon）、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波音（Boeing）等美国企业输送利润，为其股东分红买单。欧洲各国及所有美国盟友推行的军备凯恩斯主义的军备计划，很大程度上是在为美国服务。从经济政策角度看，这与无偿向特朗普转移数十亿欧元并无二致。
第二，军备支出是“无效消费”，乘数效应远低于民用领域。
政府支出，无论军用还是民用，都会直接或间接拉动经济增长，军备投资会刺激钢铁生产，医疗投资会带动制药业发展等。但军备支出的特殊性在于，它属于“无效消费”。其核心逻辑类似单纯的大规模消费，就像给民众发支票让他们随意消费一样。武器一旦生产出来，要么闲置，要么在战争中使用，只有像美国军工复合体那样形成持续需求才能维持。无论如何，武器投资不会推动资本主义增长迈向更高阶段。
相比之下，教育、医疗、气候保护或其他产业政策的投资，明显能带来更强的经济拉动效应，因为它们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能转化为就业岗位、新兴增长产业等。近期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显示：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环境、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投资能产生更强的增长动力；即便在美国，教育和医疗的乘数效应也高于军备，仅环境投资表现稍逊。具体到德国，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政府支出所带动的增长，几乎是军备支出的三倍；环境投资的增长效应也几乎是军备的两倍。在意大利，公共部门每支出100万欧元，军备领域仅能创造3个岗位，而教育领域则能创造11个。
当前，为偿还军备扩张带来的债务，环境、教育、医疗领域的投资正被削减，这使得军备生产对增长的拉动严重损害了劳动者利益：1.5%的预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对应的是高达3.5% GDP的计划军备支出。欧盟预测德国明年经济增长仅1.1%，而经济专家委员会进一步将预期下调至0.9%。
第三，军工领域就业效应微弱，无法弥补民用工业岗位流失。
军工经济的就业拉动效应微不足道，难以抵消民用工业（尤其是汽车行业）的岗位流失。通常情况下，要在生产率提升、工时保持稳定的背景下维持就业水平，经济至少需要2.5%的增长。尽管德国金属工业联合会正讨论将大众工厂改建为莱茵金属工厂、转产武器装备，但军备扩张的就业预期依然低迷。新研究显示，未来几年德国军工领域可能仅新增20万个岗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汽车行业（不含从金属生产到软件的供应商）自2019年以来已减少24.5万个岗位，仅去年就减少11.4万个；供应商领域的岗位流失同样严重，仅金属生产行业去年就减少1.2万个岗位。所有专家均认同，汽车行业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反之，武器生产的就业拉动预期过于乐观——未来坦克制造将日益自动化，战争模式也将更多地转向无人机，岗位需求将进一步受限。
第四，挤占民用生产资源，引发通胀与生活水平下降。
军备扩张必然以牺牲民用生产为代价，导致民用消费品供应短缺。而供应短缺会引发物价上涨、通胀高企，最终导致工薪阶层生活水平下降，并必然影响总需求。一战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尔（Otto Bauer）就曾警告：无论政府如何节俭，都无法从其他领域“省下”军备扩张所需的资金。“随着军国主义支出快速增长，财政赤字必然会不断扩大”，政府因此“不得不提高税收来弥补赤字”。其后果是,“劳动者缴纳的税收增加，用于服装、纺织品、鞋子、书籍等消费品的支出就会减少”，进而影响这些产品的生产行业,而“由于销量下滑，这些行业将不得不削减就业岗位”。最终结果是“更多劳动者投身于杀人武器的生产，而投身于服装、纺织品、鞋子、书籍生产的劳动者则会减少”。因此，军备扩张本质上是一场零和博弈，“军备凯恩斯主义”即便从纯粹经济学角度看，也只是一笔虚假的账目。
第五，长期阻碍经济创新能力。
战争经济的启动还会长期阻碍经济的创新能力。它会将社会资源、工程技术、高校研究等从气候保护、交通转型、社会公平等社会目标中转移出来——这些目标不仅更具社会意义，还能产生更高的乘数效应。这进而引出了第六个，也是最关键的后果。
第六，军备政策是去工业化的“推手”，而非“解毒剂”。
简而言之，军备扩张与一个国家工业基础的丧失之间存在极为紧密的联系。历史已然证明这一点：1972/73年中美结盟后，中国得以在美国的“保护伞”下专注于民用发展，这为其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苏联在“第二次冷战”中被美国逼迫进行大规模军备扩张，牺牲了民用生产，最终因过度军备而崩溃。
二战中被美国击败并占领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在1945年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之前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更因为它们的军备支出长期保持低位。而英法两国在二战后持续维持高额军费开支，专注于武器生产，同时经历了更快的去工业化进程。反观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历史上军费开支相对较低，专注于民用生产，其去工业化进程更为缓慢，联邦德国甚至几乎未出现明显的去工业化。一个关键原因是这三国民用领域的研发支出占比，远低于英法两国。换句话说，军备扩张会将欧盟推入更严重的去工业化困境，它不会减缓这一进程，反而会加速它。即便仅从经济角度看，这也是一笔糟糕的交易：更高的军费开支意味着更低的福利水平和更少的就业岗位。
军工复合体及其后果
军备扩张的社会成本与政治后果极为巨大，经济衰退的终结遥遥无期。德国政客早已让民众做好心理准备：俄乌冲突爆发以及对俄制裁政策启动之初，时任经济部长哈贝克就曾表示，德国将“真的变穷”。当时仍是基民盟/基社盟反对党领袖、潜在总理候选人的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也让民众降低预期，称“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显然，他指的并非自己所处的阶层。
大选后，默茨总理宣布将大规模军备扩张，与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延长法定工作年限的计划捆绑在一起，称“天堂已不复存在”。如今，联邦政府官员更是直言，养老金“将不足以维持生计”，工薪阶层未来需工作至70岁，即便有人能坚持到退休年龄（而非因过度劳累倒下），也可能无力承担药费。社民党曾希望通过为军备扩张暂停“债务刹车”机制，来规避“是导弹还是养老金、战舰还是幼儿园、装甲车还是学校”的两难选择，但这一算盘终将落空。工业转型、社会公平与气候保护都将因大规模军备扩张而受挫。原因很简单：军备扩张的成本固然可以转移到未来，转嫁给后代（前提是避免大规模战争，且后代依然存在），但为无限制军备借贷所产生的债务，终将需要从当前财政预算中偿还。
德国联合服务行业工会首席经济学家、社民党“21世纪民主联盟”（DL21）成员迪尔克·希尔谢尔（Dierk Hirschel）在由维尔茨堡德国金属工业联合会工会秘书乌尔里克·艾夫勒（Ulrike Eifler）主编的新书《内在时代变革中的工会》中测算：到2027年，债务偿还将彻底耗尽所有其他领域——就业、教育、医疗、养老金——的财政空间。军备扩张与分配公平、社会正义形成了尖锐对立，而这恰恰是社民党当初修改《基本法》想要避免的结果。
此外，大规模军备扩张还会从结构上改变社会形态，使国家陷入被胁迫的境地。鲍尔在一战前批评军国主义时就已洞察这一点。他写道，大规模军备扩张会加剧“国家对大资本的依赖”，进而导致国家为资本服务，并对资本的借贷心存感激。政府会通过纵容大企业来表达“谢意”：通过工时法案保障生产不间断、压制社民党提出的八小时工作制要求、满足资本的所有条件，这会损害劳动者的健康，增加工伤事故数量。最终结果是：“企业主获利5000万，劳动者却要承受12～18小时的工时”，这就是军备扩张带来的“国民经济收益”。
此外，非常关键的是，军备扩张会使德国社会结构性固化，且未来难以通过政治手段修正。对内，社会将依赖军备扩张，一旦唤醒“军工幽灵”，便再难摆脱。最终，德国可能重蹈美国覆辙，形成军工复合体。各联邦州将为争夺占GDP 5%（相当于联邦预算的一半）的新增军备支出资金而竞争，政客的连任与否，可能取决于能否将军备生产引入本地区，或能否为基础设施的“战时适用性”争取资金。一旦军工复合体形成，就必须不断制造新的威胁，通过基金会、智库和媒体传播威胁场景，并想方设法使用或销毁已购置的武器库。正如美国的例子所显示的，这意味着“永久战争”状态的到来。
（编译自《柏林报》网站11月18日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