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在代表性方面存在问题：内阁中几乎没有东德人
“明镜在线”12月8日 东德一直在民主体制中遭受着信任危机，然而新政府的组阁并不会对这一状况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奥拉夫·朔尔茨错过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谈到联邦政府的组阁，在社民党内有一个被证实存在的小游戏：如何做到在不放弃太多西德男性的情况下满足尽可能多的配额要求？
通常都是那些同时满足好几个标准的人最终站在了胜利的一方，也就是组建后的内阁中。这一游戏同样也在第二层级，也就是国务秘书层级中进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新任命的移民、难民、融合部部长拉多万（Reem Alabali-Radovan），她是朔尔茨总理在上任前不久迅速提拔的人选。拉多万几乎符合所有当前热门的配额要求：她的父母是伊拉克人，她出生在莫斯科，31岁的她是政府中最年轻的人之一，而且她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长大。
拉多万是朔尔茨的“一张王牌”，同时也弥补了政府中所缺乏的一切要素：年轻人、东德人、有移民背景的人。未来任何指责新总理组建的内阁缺乏多样性的人都会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而受到反驳。但即使对拉多万的任命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人们也无法接受朔尔茨的这张王牌。
新政府在代表性方面存在问题。只有两名在东德出生的女部长进入了内阁，即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绿党成员斯特菲·莱姆克（Steffi Lemke）和来自勃兰登堡州的社民党成员克拉拉·盖维茨（Klara Geywitz）。此外，来自西德的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也可以算是半个东德人，因为她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东德度过。
总而言之，如果以人口的规模来衡量的话，东德人在内阁中获得的席位还是太少了。因为东德人口数占总人口的20%，那么事实上应该至少有三到四个内阁席位是留给东德人的。
东德社民党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数字问题。关于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的人事任命的问题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位长期担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任的人本应成为一名部长，但却失败了。他虽然是东德人，但他不是女性，也没有移民的背景。如果朔尔茨任命他为部长，将会有一位西德人不得不退出内阁。
当然，人们可能会争辩道，卡尔·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这位病毒学家已经打破了比例代表制。是的，值得怀疑的是，东德刚好没有病毒学方面的专家。但为什么来自下萨克森州的劳工部长胡贝图斯·海尔（Hubertus Heil）不能为施奈德或劳特巴赫腾出他的职位呢？
朔尔茨显然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想要解除海尔的职务需要一个理由，毕竟他在担任部长期间并没有做错什么。他的来自下萨克森州的同事们也有可能对此进行干预，他们多年来在社民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总而言之，东德社民党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其后果是严重的。在两德统一30多年后的今天，民主在东德是有缺陷的，甚至可能比十年前更有缺陷。就像五年前接收难民一样，在当前的疫情背景之下，一场重大的信任危机也正在显现出来。作为一个西德人，你可以因为有太多的萨克森人不接种疫苗或投票给德国选择党，而直接指责萨克森人愚蠢或多愁善感。可是，这根本无济于事。
这并不是关于“身份政治”，也不是关于单纯的配额问题。东德各州需要特别的关注。人们不能将它们与巴伐利亚州相提并论，而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也抱怨他的州在政府中并没有代表。比起在其他地方，新政府更需要在德国东部各州关心如何把社会团结在一起——而且，如果某个地方有破裂的威胁，新政府应当不遗余力地去阻止它。
东德人在抗议方面实现了民主。不仅是在Pegida运动（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中，很多人都走上了街头。甚至在2020年，当自民党人托马斯·凯梅里奇（Thomas Kemmerich）凭借德国选择党的选票当选图林根州州长时，许多市民也感到愤怒，并且在广场上进行抗议游行。而且只要德国选择党的政治家赫克（Björn Höcke）在苏尔或其他地方一上台，就一定会发生抗议示威。
但这还不够：民主并不能一直仅仅存在于抗议之中，也需要存在于共同参与之中。迄今为止，德国东部的政党组织一直都太小了，它们需要更多的成员。但为此，必须允许他们充分参与。
即使朔尔茨组建的内阁中多出一位来自东德的部长，可能也并不会把德国东部地区的疫苗接种率推到历史新高，德国选择党也并不会立即从埃尔富特和马格德堡的州议会中消失。但是，这位部长的出现可能会削弱这样一种错觉，即民主在德国西部比德国东部多。如果存在质疑的话，东德人其实本来就处于劣势。例如，卡斯滕·施奈德现如今被朔尔茨以东德专员的职位搪塞过去了，而这其实是一种羞辱（我们确实有一个专属东德人的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