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企业正面临技术工人短缺的威胁，生产力增长乏力，半数德国公司无法正常推进工作。这是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经济学家穆勒（Martin Müller）得出的结论。他的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以来，德国企业中每个雇员的生产力只增加了0.3%。德国国内劳动力市场上的技术工人越来越少。到2035年，15—64岁的就业率必须从现在的79%上升到89%，才能弥补因技术工人退休而产生的岗位空缺。
妇女可以被视为隐藏的劳动力储备，如何能将这部分潜在的劳动力调动起来是个问题。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妇女的就业率也会随之增加。在家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群体中，只有23%—26%妇女从事全职工作，54%—57%是兼职工作，20%彻底离开了劳动力市场成为全职妈妈。从事兼职工作的母亲中只有17%选择了每周超过28小时的近乎全职的工作。
目前，德国有250万子女不满18岁、每周工作时间少于28小时的兼职母亲。根据巴塞尔的Prognos咨询公司模拟计算，如果这250万位母亲每周每人能增加一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么就相当于覆盖了7.1万个每周36小时的工作岗位。
德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步伐依旧太小了。如何平衡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仍然是症结所在。德国在社会、政治和商业各方面的确为此做了不少努力，使得更多的妇女加入了劳动力队伍。根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分析，1991—2019年，女性的就业率从62%上升到74%。相比之下，男性的就业率基本停滞在83%。
女性倾向于从事兼职工作的这一趋势使提高女性就业率的效果大打折扣。根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分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兼职就业率持续走高，折算成的德国年人均工作时间持续减少。
欧盟的调查显示，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兼职雇员因为要照顾孩子或家庭而减少了工作时间。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或经过专业培训的女性，也有很大一部分不得不从事兼职工作，或者从事低于自己专业水平的工作，有的甚至因此完全放弃了有报酬的工作。
贝塔斯曼基金会的劳动力市场专家埃里克·托德（Eric Thode）指出，一般来说，与照顾家庭之前的工作情况相比，女性面临的情况通常会更糟。“从许多公司的角度来看，兼职工作不会是那些高价值、专业化或承担更大责任的工作。少有作为兼职的管理职位以及专业工作。”
为扭转这一趋势采取的做法已形成广泛共识，即扩大儿童保育和护理范围、税收优惠、解决配偶分居问题、配偶享受共同保险以及对迷你工作免税。
也有人提出要增加父亲的育儿假，保证更长时间的育儿津贴。托德说：“从经验上看，育儿假期间在家时间较长的父亲，后期也会更多地参与家务和照顾孩子。”
独自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主要是女性。但是，联邦统计局报告显示，在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单亲家庭中，单亲父亲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2022年达到15%；而十年前，这一比例才为10%。相应地，单亲父亲的数量也在增加——从2012年的16.6万增加到2022年的23.9万，增加了44%。总体上，单亲家庭数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20.2%减少到18.6%。
目前德国儿童保育机构不足。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统计，保育员在德国劳动力最短缺的职业中排名第二。家长的实际需求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他们希望将目前的儿童保育率从34.4%提高到46.8%。
增加保育机构数量、提高托育水平将要花费近140亿欧元。然而，现实的解决方案却截然相反：当被问及如何应对保育人员短缺问题时，49%的幼托园园长表示，他们将减少幼托园开放时间。换句话说，目前的应对措施是减少保育时间而不是增加保育时间。
德国仍然没有为自身经济条件有限的父母解决儿童和看护问题。不幸的是，这一状况仍未能得到改善：孩子越多，妇女的终身收入越低。在每名妇女平均生育1.5个孩子的情况下，妇女的收入平均比男性少45%（育有1个孩子）或64%（育有2个孩子）是“正常”的。收入差距随着孩子的出生而拉开，原因就在于很多父母只能自己照顾孩子，特别是当孩子还小的时候。
统计学、经济学的结论可以量化，而个人生活满意度却是一个难以衡量、非常主观的变量。人们经常谈论找到兼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点，而这种平衡首先需要的是雇主的认同。在德国目前普遍劳动力短缺的形势下，雇员是供方市场，他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雇主。联邦家庭事务部委托Prognos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为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德国有一半的父亲已经更换了雇主，或者正在考虑这样做。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风险，亟待解决。
雇主们可以为促进社会的文化变革做出贡献。例如，2022年初以来，赛诺菲公司为有孩子的雇员提供了新生儿14周的育儿津贴（上限为1800欧元）。该公司称，在2022年，有94位父亲和72位母亲获得了这项补贴。
（编译自《法兰克福汇报》网站5月23日的新闻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