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选择党（AfD）支持率持续上涨，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引发关注
供暖法争议、通货膨胀、难民涌入：德国选择党显然从这些热点争议中获益。在6月初的民意调查“Deutschlandtrend”中，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达18%。而在Infratest Dimap民调中，社民党的支持率较5月初下跌一个百分点，跌至18%。上述民调结果表明，右翼激进的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几乎已经成为德国第二大政治力量，与社民党比肩。
在当前的民调中，联盟党的支持率仍然是最高的，为29%（较5月初下降一个百分点）。绿党也下降一个百分点，为15%，创下2021年9月以来的新低。自民党稳定在7%。左翼党为4%（较5月初下降一个百分点），低于5%门槛。
该党67%的支持者表示，他们想投票给该党是出于对其他政党的失望，只有32%的人表示自己真正认同这一政党。
德国选择党的强势崛起引发巨大关注。
《明镜》周刊采访了深受德国总理朔尔茨信任的哈佛大学教授米夏埃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他在自己经典之作《民主的不适》（Das Unbehagen in der Demokratie）的最新修订版中，以敏锐的眼光分析了过去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如何将社会逐步撕裂为少数赢家和多数输家，以及这如何为唐纳德·特朗普铺平了道路。他认为，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源于对“不受约束的市场”的错误信仰。
《明镜》：桑德尔教授，这几个月的世界政治局势无疑是紧张的，但您在新作中的判断更进一步：对民主来说，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时代。是什么令您如此忧心？
桑德尔：民主社会中积累了大量的不满情绪。很多人，尤其是工人阶级，感觉到他们没有被精英们真正重视起来。某种怨恨已悄然形成，现在它在许多社会中助长着民粹主义运动的气焰：例如，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勒庞、德国的德国选择党。这一趋势持续至今已有几十年，如果不采取措施，它还将不断发展。
《明镜》：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在经济上，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危机，但总体来说，日子还是不错的，失业率时不时创下历史新低，民众的福祉也大大增加。
桑德尔：但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长久以来，我们都在拥抱由国际资金流所驱动的全球化，而这种全球化催生了被撕裂为赢家和输家的社会。
《明镜》：您指的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因为财富收益的大部分都落入了最上层的10%的人手中。
桑德尔：是的，但最重要的是，那些全球化的赢家坚信，他们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成功，获得的利益是实至名归的。反过来，另外那些人没有赚到这么多钱也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这就是功利社会的傲慢：享受自己的成功，而完全忘了有多少人必须为之做出贡献。
《明镜》：就像首席执行官给自己发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同时却解雇成千上万的员工？
桑德尔：可以这么说。这就造成了一种感觉，就是精英们看不起其他人群。而这就毒害了政治气氛。
《明镜》：所以您看到了一个结构性问题：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民主？
桑德尔：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主流政党必须重新与工人阶级建立真正的联系，以摆脱这种过分夸张成功的思维。否则，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侵蚀民主。
《明镜》：然而，几十年来的事实也表明，没有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民主也很难运行。
桑德尔：与民主发生冲突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其新自由主义版本。我们必须最终看到，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场实验并不奏效：他们声称国家和政治是问题，而市场是解决方案。而比尔·克林顿、托尼·布莱尔、格哈德·施罗德等中左翼候选人，他们上台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激进的市场信念，而并没有动摇其基本理念，即市场能最好地实现普遍福祉，所以应该让市场来做。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的所有这些不公和怨恨正是这样产生的。
《明镜》：您有什么建议？
桑德尔：我们需要重新设计资本主义，调整其与民主的关系。
《明镜》：这指的是什么？
桑德尔：首先是要解决公平性的问题。几十年来，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所有政党的标准答案都是：教育助人实现社会跃迁。于是这就成为全球化的口号：去上大学吧，你将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但这是一种错误的立足点。
《明镜》：无数的研究已经证明，教育和福祉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这里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吗？
桑德尔：那些读过书的人通常收入更高，这是事实。但是如果论及社会进步，大学就像是电梯，几乎只有最上层的人使用，而底层的人几乎不会进去。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的占比非常小。
《明镜》：这正是教育政策所要改变的。
桑德尔：但是，推动每个人在未来进入大学，并不足以在政治上根本性地解决不平问题。目前，大多数人都没有上过大学。在德国人口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有多高？
《明镜》：大约20%的人拥有大学文凭。
桑德尔：你看，通过教育来提高地位，这种看起来非常鼓舞人心的提议并不能吸引很多人。而且它还包含一种侮辱：如果你不上大学，那么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就是你自己的错，反正不是政治家的错。这只是在转移视线，掩饰根本性的结构性不平等。
《明镜》：在某次交谈中，您是否也曾建议德国总理从根本上改革资本主义？
桑德尔：我们谈到了如何恢复劳动的尊严。我指的是普通劳动。长期以来，金融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对民主有腐蚀作用。
《明镜》：如何腐蚀？全球不断增长的资金流也为许多企业，特别是为新企业提供了资金，使国民经济得以增长，由此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桑德尔：当那些从事金融交易的人从中获得的巨额回报远远超过他们对经济的贡献时，金融就变得有毒了。许多这样的交易只是投机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几乎没有任何钱被投入到真正的工作、企业、学校、医院中。与这些巨大的金融利润相比，普通劳动看起来一文不值，从事这些劳动的人也被看得很低。这一点必须要改变。
《明镜》：奥拉夫·朔尔茨似乎和你有相同的想法。在联邦议院大选中，他的口号是“尊重”非富裕精英人士，为此首先应当大幅提高最低工资。
桑德尔：提高最低工资、劳动法和集体工资谈判无疑是恢复普通劳动的尊严的方法。但仅有这样几条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应当改变对劳动价值的认识，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经济的理解。
《明镜》：您这是指什么？
桑德尔：如今我们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消费者，而不是公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消费是经济的唯一目的。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我们不能如此狭隘地理解经济，我们必须看到政治目的。国内生产总值决不能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明镜》：有不少人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政治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经济的蓬勃发展，确保福祉不断增长。
桑德尔：是的，这是更狭隘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但它是错误的。经济组织生产，使我们能够消费、福祉增长，这是对的。但经济也是一个生产系统，可以给每个参与的人以尊重和社会认可。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它也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政治经济学，它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仅着眼于增长，而且也着眼于民主共决和自治。
《明镜》：在您看来，有利于民主的经济政策是什么样子的？
桑德尔：首先，必须重新让政治优先于经济。决不能单纯由市场和企业来决定什么是对我们有利的。
《明镜》：具体而言，这将是什么样子？
桑德尔：反卡特尔法就是一个例子。在19世纪末，它并不像今天这样主要旨在为消费者保持尽可能低的价格，而是旨在限制大型企业集团的政治权力。当年的钢铁、石油和铁路公司，以及今天的科技和金融巨头，都对政治和社会存在过度影响，从而危害到民主。看看脸书就知道了：虚假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四散传播。谁若是认为反卡特尔法不过是防止价格驱动垄断的工具，谁就忽视了政治的公民社会这个层面。
《明镜》：那么，脸书或亚马逊是否应该被拆解，以显示政治重获控制权？
桑德尔：无论如何，这都将是一个重要信号。另一个信号是关于税收的新辩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劳动的尊严，为什么对劳动工资所征的税要高于对资本收益所征的税？
《明镜》：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久了。
桑德尔：为什么富人少交税，这个问题关乎公平。但对我来说，这也是关于价值认定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什么是对经济和公共利益有价值的贡献？辛勤劳动真的不如金融交易重要吗？公平不仅仅涉及分配，还包括如何为之做出贡献。而我们正是把这种道德判断交给了市场：一个人赚多少钱决定他对公共利益所做的贡献，这成为了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我们已过度沉溺于这种错误的想法。
《明镜》：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和全球化法则无疑一再被用来作为政治遮羞布。另一方面，它们促使了民粹主义政府的觉醒，比如最近在意大利。在那里，激进的右翼政府首脑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现在做出亲欧姿态，以避免债务危机的风险。
桑德尔：但我们不能再回避去争论：什么是对公共利益的好的贡献。市场的判断是，对冲基金经理的社会价值要比教师或护士的社会价值高1000倍。这是不可能的。或者以护理工作为例：它对社会极为重要，但市场价值却很低。
《明镜》：也许问题不仅仅在于对市场的过度信任，而是在许多民主国家，社会团结似乎正在崩溃，依旧真正关心公共利益的人已经太少了。
桑德尔：我们确定人们不再关心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和团结了吗？
《明镜》：当然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在美国，似乎人们关于特定利益的争论非常极端，矛盾难以调和。
桑德尔：我们目前有两种形式的话语，它们都是有毒的。一种是政党政治中的大吵大闹，谁也不听谁的；还有一种是技术官僚式的专家政治，没有公众意见的输入。这两种情况都无法令人满意，并强化了民粹主义趋势。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
《明镜》：美国的许多人曾希望巴拉克·奥巴马能进行调解。但他也多次被指责为过于技术官僚化、过于精英化，因此无法结束美国的社会危机。您同意吗？
桑德尔：我同意。特别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后，他只是恢复了原先的秩序，即由金融交易驱动的资本主义。危机给了他结束这条道路的机会。但奥巴马支持对华尔街的免责救助，而正是华尔街导致我们陷入这场危机。他所承诺的变革最终变成延续现状。
《明镜》：不支持对银行的救助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会使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
桑德尔：是的，这就是当时的理由。而当时的背景是，整体经济都依赖于银行，可以说是被银行挟持了。人们现在可以说：好吧，在那样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必须支付赎金来拯救人质。但这一逻辑的一部分是，必须防止未来继续出现劫持人质行为，即通过重组金融业，使其不能再主宰经济。而这是奥巴马没有采取的一个步骤。
《明镜》：他是否能够彻底地缩减金融业，这一点很难说。
桑德尔：当时有很多关于如何拆解大银行和尽量减少金融业对整个政治体系影响的建议。当时没有这么做，从长远来看，政治成本非常高。
《明镜》：您的意思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是因为奥巴马？
桑德尔：正是如此。奥巴马救市而未及追究金融业的责任，为特朗普铺平了道路。几乎可以在所有立场的政治群体中都能看到对这种不公的愤怒。
《明镜》：近年来，美国人的愤怒和怨恨愈演愈烈。所以特朗普很有可能再度当选？
桑德尔：很有可能。现任总统乔·拜登也没有恢复民主政治对科技和金融业的主导地位。他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一些试探性的措施。但是很难说，这是否足以让普通公民重新感受到自己的声音能被倾听。
《明镜》：桑德尔教授，感谢您接受采访。
（编译自6月2日《明镜》周刊网站的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