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犯过的错误和取得的成绩——抗击新冠疫情中期盘点
新冠疫情在德国暴发已经有7个月，当前第二波疫情又再次袭来。《明镜》周刊于10月1日发表长文，就德国迄今为止的疫情应对做了一个中期盘点，包括对默克尔继任者的热门人选——北威州州长拉舍特和巴伐利亚州长索德尔的点评：
疫情发生以来，发生了许多糟糕的事。政界、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的相关人员如何看待这场新冠危机？他们从中学到些什么？
图林根州长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左翼党）坐在自己的州长办公室里，说起两辆巴士。其中的一辆载着一群中小学生，从匈牙利的巴拉顿湖驶往德国；另一辆载着退休老人，他们之前在捷克的弗朗齐歇克温泉度假。在这两辆巴士中都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在第一辆车中，没有其他学生被感染，而在第二辆车中，几乎所有老人都被感染，很快他们在图林根的许多密切接触者也纷纷被感染。拉梅洛说：“在老年人群中，新冠病毒感染呈爆炸式增长，而在青少年人群中却并非如此。”
如果说这两辆大巴的案例具有代表性，那么它们恰好体现了德国政界在新冠疫情初期犯下的两个错误：最先关闭了学校和幼托机构，但除了养老院之外却并没有为老年人提供特别保护。
疫情初期，各种新状况迭出，无法有总体性考虑，所以犯错在一定程度上情有可原。真正的错误在于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如今，德国已经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下度过了近7个月，德国人是否吸取了教训？过去，人们总觉得核问题主导了政治，而如今，新冠疫情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一切政治问题。在经历了春季的严重暴发和相对缓和的夏季之后，德国正在经历一个令人揪心的秋季，没有人知道疫情会如何发展。联邦总理默克尔说，到圣诞节时每天新增感染人数或将达19200人，有些人认为她是在危言耸听。现在，有一点已经明了：感染人数并不能说明新冠的全部危害，但政界和媒体却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感染人数上。
那德国至今学到些什么？人们对于病毒及其危害的认识大大增加了，这为政治决策提供了依据。但这些认识还远远不够全面和确切，因此政府和国家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百分百正确。那怎样的决策才是恰当的，是综合考虑健康、自由和福祉这三个方面之后的最优解？
无疑，健康是第一位的，但同样无疑的是，无论如何要避免第二次封锁，因为这将危及自由和福祉。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政界始终处于矛盾之中，而且民众的疑虑也未曾消除：第一次封锁是否真有必要，尤其是关闭中小学和幼托机构？
现在是时候对政府和国家的行动者们来做一个中期盘点，看看他们经历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怀疑者
要是谁对雷内·高特沙尔克（René Gottschalk）说，德国运气不错，到目前为止疫情相对平稳，他会回答说：“不，德国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极度高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医院有足够的床位，卫生官员孜孜不倦地追踪传染链。“尤其在早期阶段，追踪传染链是成功的关键。”
高特沙尔克其实也是在自我表扬。身为传染病学家，他是法兰克福卫生局局长。在法兰克福这座金融城市，他的这个职位曾经并不太受重视，而如今，卫生官员成为了众望所托。
SARS暴发之初，高特沙尔克曾于2003年飞往香港。他说，戴口罩和公共卫生措施使病毒消失了，所有其他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也都得到抑制。他当时在香港学到的是：“只要人们坚持戴口罩，疫情将在几周内过去。”
默克尔和总理府部长赫尔格·布劳恩（Helge Braun）一开始并不认同这一点，他们甚至认为口罩是有害的。因此，他们采取大规模封锁措施而不是要求人们戴口罩。高特沙尔克认为政府的做法是错的：“我们必须看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这种疾病，80%的民众都不会有问题，有极小部分人会因此死亡，在德国这个比例在0.4%至0.7%。”从三月至今，德国的死亡率有所下降。
这与政府采取的措施有关？还是说，即便不实行封锁情况也不会很糟？这样的讨论可能永远无法得出结论。
高特沙尔克呼吁采取新的战略：“保护最受威胁的人群。”也就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不能允许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二辆大巴发车。
高特沙尔克感觉到民众的批评声越来越多。他指的不是那些认定是比尔·盖茨发明了新冠病毒的阴谋论者，而是那些理智的普通人，虽然他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国家采取的防疫措施。而高特沙尔克本人也感受到防疫措施带来的不便，比如剧院只允许容纳少量观众：“小型艺术演出消失了，还有戏剧和展会。而这都是因为这场疫情。”
决策者
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和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不约而同地认为，最糟糕的是早晨。每天早晨，在这个新的世界中醒来，在一个真实的噩梦中醒来，在疫情中醒来，而他们还必须做出决策。无助地寻求数据、寻求事实、寻求日常政治的决策基础，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是明确的、不存争议的，但必须做出决策，为自己联邦州的民众做出决策——拉舍特（基民盟）为北威州，索德尔（基社盟）为巴伐利亚州。有时，这些决策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拉舍特和索德尔都在每天早晨感到万分艰难，但除此之外，他们的相同之处并不多。他们各自接受了《明镜》周刊的采访，同样作为德国政界的代表，他们两人之间差异之巨大可谓到了极致。
索德尔表现出一种对自己非常满意的姿态。他当然知道，并非一切都完美无瑕，但也没人能预先给他一份应对当前状况的行动计划。没有预案，这至今都令他感到惊讶。而在他为巴伐利亚从政的这许多年里，他也没有制定过预案。
当具体谈到在对度假返程者进行病毒检测时所发生的疏漏，他仿佛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数千份测试结果被巴伐利亚当局拖延多日未做通报，而索德尔完全回避了这个话题。
拉舍特采取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姿态。他总是忧心忡忡，没有任何自满，有时流露出懊悔之意。与索德尔不同，他很愿意谈论错误。在危机初期，当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腾（Christian Drosten）改变了看法、三月中旬州长联席会议的气氛发生转变之后，各地开始关闭中小学和幼托机构。拉舍特并不确定，但他知道必须采取措施，因此关闭了学校。现在，鉴于严重的社会后果，他不会再这么做。他吸取了教训。对拉舍特来说，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没什么问题。
索德尔更容易做到以充满自信的姿态出现，在受欢迎程度的排行榜上，他遥遥领先于拉舍特，在联盟党总理候选人的竞争中，他也压拉舍特一头，虽然索德尔并没有公开谋求这个位置。
这样的地位差异并非取决于这两位州长所实施政策的具体结果。北威州和巴伐利亚州的情况都很糟，这可能与鲁尔区和慕尼黑这样的人口密集地区有关，也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州毗邻疫情严重的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
感染人数无法解释拉舍特和索德尔在民调中的差距。拉舍特并没有遭遇像巴伐利亚病毒检测疏漏那样的灾难性问题，他最大的失败是：在居特斯洛县通內斯（Tönnies）肉联厂出现聚集性感染事件后表现笨拙。
问题在于，在政治上，姿态非常重要，而这正是索德尔与拉舍特的差别所在。
索德尔表现出了政府和国家的坚强和坚定，尤其是在疫情初期，他做出了最迅速、最果断的反应，再加上清晰的言辞，取得了非常好的政治效果。而拉舍特则始终优柔寡断，他一直在权衡：民主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对基本权利的侵犯？因此，他在疫情中表现得忧心忡忡、顾虑重重。而民意调查表明，民众并不喜欢他的这种姿态。
现在，在危机中，德国人并不乐见拉舍特的多愁善感和对自由的这种半心半意、犹豫不决的坚持，相反却更喜欢索德尔的果断，乃至专制。这也是疫情带来的一个颇有意思的教训。
索德尔拒绝使用“专制”这个词。他认为自己并不专制，而巴伐利亚人也不愿服从专制。“尽可能多的自由，足够多的保护”，这是他的座右铭。而在这句话中，优先级是很清晰的：由必要性来定义可能性的大小，也就是说，自由是第二位的。
对于“对联邦制的看法”这个问题，拉舍特和索德尔两人的回答也符合他们各自的行为模式。拉舍特说：“联邦制被证明是有效的，集中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并无裨益。”索德尔说：“好坏掺半。有时我希望联邦更强势一些。”这意味着有统一的规则来应对疫情，而不是每个州都按照自己的情况便宜行事。
在集中制中，国家更强势。显然，在危机中，索德尔将国家的强势置于巴伐利亚自身的利益之上。
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在疫情发生之前，相比索德尔，拉舍特与默克尔的执政风格更为相近，而如今，竟颠倒过来。被拉舍特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默克尔也把健康置于自由之上。
在周二与各联邦州州长一起召开的会议上，默克尔要求更严格地执行有关私人聚会的规定，要求采取强制措施，但东部联邦州首先表示反对。
接下来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拉舍特和索德尔的立场也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具体措施，而是在于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拉舍特谈细节，索德尔喊出一句口号。“我们必须区分专家与普通人”，索德尔说。这句话读来朗朗上口，这就是政治公关。而在内容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是在专家的监督之下，无论是在学校、饭店、巴士还是火车，都没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而在没有权威人士监督的私人空间，就必须设置更多的条件和上限。在周二的会议上，各联邦州州就这一点达成一致。
如果拉舍特和索德尔搭档，将是最佳组合。索德尔作为行事者和宣传者，作为疫情国家的强势代表，而拉舍特作为怀疑者和忧心者，作为自由的倡导者。
数据专家
疫情还创造出新的职业，让一些人成为关注焦点，又让另一些人黯然失色。戈特弗里德·路德维希（Gottfried Ludewig）就是危机中的赢家，尽管他并不会这样自称。疫情暴发前，他的父亲约翰内斯（Johannes）作为德铁掌门人比他更出名，但情况是会变的。当新冠疫情暴发，戈特弗里德·路德维希的职位恰好成为焦点，他在联邦卫生部负责数字化事务。
疫情暴发的最初几天，甚至几周，所有情况都不明朗，对民众、对记者、对政界而言，都是如此。一方面，新的数字、感染率、传播指数、翻番时间等如潮水般向人们涌来，另一方面，急需的数据却存在缺失。路德维希说：“我们没有有关床位总容量的确切数字，但只有这个数字才能让我们快速判断出卫生系统何时将达到极限。”
四周之后，路德维希推出了一个有关重症床位的数据库。自此，政府可以随时知道有多少床位被占用，还有多少空余。仅仅四周，这在危机前是不可思议的。新冠疫情让人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在企业、在议会中潜藏着怎样的可能性。忽然间，许多事都得以迅速进展，这常常要感谢数字技术。常见的麻烦明显减少了，而这有可能成为常态。
路德维希倡导，在数字化创新中要“勇于不完美”。通常，这样一个项目要花费两年时间来制定计划，然后发现，它已经过时。新冠警示移动应用又是另一个例子，它绝非完美。路德维希试图降低人们对这款应用的期待：它并非万能药，而只是另一种工具，帮助我们与病毒共存。
数据专家路德维希原则上建议，不要只看感染数字，虽然它们仍始终是辩论的焦点，占领着媒体头条：“在公开辩论中，人们总是急切地想要用一个数字来界定新冠危机。但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万能数字，因为这是一个不断进展的过程。我们必须始终从不同角度来进行观察，从而获取一个真实的图景。”重症床位占用情况、感染人数、死亡率等等——这些都是相关的。
他没有提到总理默克尔。恰恰是默克尔，尽管她是个自然科学家，却并不善使用数据。她一度专注于翻番时间、传播指数，现在又执着于纯属猜测的预期感染人数。她仿佛总是挑出一个最具警示效果的数字，而不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
批评者
疫情刚开始时，曾有一种想法：保护孩子，而且当时存在着一种快速解决问题的冲动，因此国家全面关闭了学校。除了开始时对口罩心存怀疑之外，这两个因素也都与德国在疫情中犯下的错误相关。
“关闭学校很容易”，萨克森州文化部长克里斯蒂安·皮瓦茨（Christian Piwarz，基民盟）说，“但如何负责任地重新开放学校，这是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明白，儿童几乎不会助长疫情的进展，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拉梅洛所说的第一辆巴士的情况。与其他联邦州不同，萨克森没有坐等，而是在咨询了专家的意见之后率先于5月有限制地开放了学校。
“在我看来，在德国，人们对病毒学家言听计从”，皮瓦茨说。“病毒学家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但却忽略了所有其他学科。比如，像德罗斯腾这样的病毒学家坚决反对正常开放学校，而儿科和青少年医师协会等专业组织却呼吁让孩子们重回学校。”因为后者更关注儿童的健康，许多孩子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因封锁而受到伤害。
当学校和幼托机构逐步开放之后，很快就出现一个问题：伤风感冒的孩子是否必须留在家里。“当时的说法是，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正在重新审核儿童的症状，并将公布新的判断标准，结果却并没有公布”，皮瓦茨说。各联邦州慢慢开始自己拿主意，并允许伤风感冒的孩子上学。于是皮瓦茨批评说：“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期，我们需要从专家那里得到更多帮助，这很关键。而RKI正是一个应当提供帮助的机构。”
皮瓦茨要求更多“不同学科和解决方案之间的跨学科的讨论，而不是坚持采取最强硬措施”，关闭学校和幼托机构只是最后的手段。而居特斯洛县通內斯肉联厂事件则是最大的反例。“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学校和幼托机构”，尽管那里并没有发生病毒感染。又是保护孩子的想法，又是采取了最简单却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措施。直到几天之后，才开始对公共社交生活实行封锁。假如在学校中出现感染病例，当然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但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然不顾一切首先想到关闭学校和幼托机构，这显然已不合时宜。
如今，拉舍特也认同这一点：“我们不能再首先关闭学校和幼儿园，我们不能再关闭商店。”
暑假过去之后，新学年开始，各联邦州陆续面临开学的问题。在最先开学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新学期第一周就有两所学校报告了新冠病例。这引发剧烈反响，但并没有人关注还有另外560所学校没有出现病例。
新常态
“你知道那个故事吗？”拉梅洛一边问一边就开始讲：在美国，一个军团的老兵在一家旅店聚会，旅店水管里的水显然已积存了几个月，细菌在水里繁殖。许多退伍士兵病倒，还有几个人病亡。这种细菌后来被称为军团菌。拉梅洛说：“通过军团菌事件，我们吸取了教训。我们有了一项立法，规定必须对旅店、餐馆、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的热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测。”他在这里想要说的是：一个负面事件就像是一个警告，之后，情况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社会所采取的行动就仿佛军团菌感染随时都会发生，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防范了负面事件的再次发生。
病毒大流行也是一种警告。2013年的一份联邦议会文件就描述了包括SARS疫情在内的种种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每一种情况都令人震惊，但人们却并没有采取防范措施。这是政界、研究机构，包括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巨大疏忽。显然，纸上谈兵式的警告是不够的，得有人死去，才会促使人们采取行动。
“我们保护电脑网络不受病毒感染，但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却疏于防护”，拉梅洛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建议，采取类似防范军团菌的措施。我们必须接受现实，病毒随时可能出现，而我们必须有所防备，比如推广使用手术室标配的HEPA空气过滤器。“在现代楼宇中，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温度控制、通风换气，但却唯独没有防备病毒。我们必须安装HEPA过滤器。”
最近，人们在图林根州的阿尔滕堡开发出一种设备，每小时可以清除2000立方米室内空气中的细菌和病毒。如果把这中设备悬挂在超市收银处或教室上方，那收营员和教师将始终坐在风幕下，从而抵御可能出现的病毒。
拉梅洛还呼吁就传染病疫情进行防灾演练：“我们演练火警和洪水，甚至演练在隧道内开展救援和高铁事故。我们从未就病毒进行演练，而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联邦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称此为“新常态”。安装空气过滤器和疫情防灾演练将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这7个月中，人们犯下很多错误，也从中学到很多。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疫情始终还不算太糟，德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强力干涉个人自由，将国家权力延伸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倾向也令人担忧。如果要遏制这种倾向，除了目前十分弱小的反对派之外，还需要民众的行动。民众越是遵守规则，政府和国家就越没有必要为了遏制病毒而限制人们的自由，民生福祉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小。
联邦卫生部的路德维希这么说：“为了抗击新冠疫情，每一个公民能做的贡献远远大过国家的力量。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遵守卫生规定，不要带病参加家庭聚会——在疫情中，做到这些远比任何国家规定都更有效。”
